深入人心的儒家、道家文化使仁爱、互助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界限
作者:焦凡
编辑:潘秋辰
1938年3月当奥地利被納粹德国吞併后,十八万五千名奧地利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 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归属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维也纳总领馆总领事何凤山博士博士,不顾纳粹政权的压力,夜以继日地向維也納犹太人发放了数以千计的中國签证,使他們能以乘船从意大利或陆路途经苏联,抵达上海,从而避免人道主义的灾难,成功地逃离了納粹集中營。
2000年8月8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紀念馆》追授予何风山博士为“国际义人”的称号。 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和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以色列辛格博士(Dr. Robert Israel Singer)含着热泪对历史学家艾立克(Dr. Erik Erikson)说:“我父母和我本人都是被何凤山博士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全家!他是华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英雄!” 1
以色列前驻华大使海逸达(Dr. Yehoyada Haim)感慨道:“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接纳了犹太人。”1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öder)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2
2002年,耶路撒冷举行隆重的“国际义人—何凤山先生纪念碑”揭碑仪式,石碑上刻着“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以色列总理沙龙(Ariel Sharon)在纪念碑前发自内心赞美:“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3
人道主义先驱- 德国和中国辛德勒
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1908年4月28日 – 1974年10月9日)是一位德国工业家和纳粹党成员,他于 1939 年底开始与一些犹太组织秘密合作,将一些犹太人从监狱和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并将他们转移安置到他在欧洲各地的工厂。 在纳粹大屠杀犹太人期间他在位于被占领的波兰(Poland)和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的工厂里雇用大量的犹太人;拯救了大约1,200名犹太难民的生命。 在1945年5月3日德国二战结束之前,他一直不断贿赂各级的纳粹党卫军官,以防止他的工人被捕或处决。4 这是被传为佳话的德国的辛德勒。
那么,“中国的辛德勒”9,就是在不到 200 英里外的奥地利首府维也纳的中华民国总领事何凤山博士。他冒着生命危险,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向所有提出申请的犹太人签发前往上海的签证,其中也包括那些希望前往其他地方但需要签证才能离开纳粹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许多犹太人利用他们得到的签证前往了上海和其他目的地,包括菲律宾、古巴等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
何凤山1901年9月10日出生于中国湖南省益阳市。 七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境清寒,但他勤奋好学,先考上长沙高中雅礼学校,后又考入雅礼大学, 并于1929年进入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1932年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35年何凤山博士在中国外交部驻土耳其大使馆开始外交生涯。1937年春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大使馆一秘。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使馆降格、变成了领事馆,何被任命为总领事。
1940年5月,总领事何凤山博士离开了维也纳。二战后,何博士曾担任埃及、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的大使。1973年,在外交服务四十年后,他成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到了旧金山退休,成为当地路德教会的创始人。何博士的回忆录《我外交生涯的四十年》,于1990年出版。
1997年9月28日,96岁的何凤山博士在妻女陪伴下,在家中病逝,直到最后,他的乐观精神都没有半点消退。10
何凤山认为:“善欲人见,便非真善”,他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对于自己挽救几千犹太人生命的事也从不张扬。
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女儿何曼礼在《波士顿环球报》刊出讣告,提及父亲曾向犹太难民发放去上海的签证。美国犹太历史学家索尔,立即致电何曼礼,询问此事。随后,他找到当年犹太人及其后裔,并觅得何凤山亲笔签证。至此,这段历史浮出水面,赢得举世关注。11
何博士从小受到儒家伦理和西方教育的熏淘,加上湖南文化的影响,性格活泼外向,精力充沛,机智和幽默,敢为人先、勇于担当;当年领事馆同事们形容他是一个有“菩萨心”的人。
由于何精通德语和他充满活力的个性,在当地的文化和知识界很活跃。他作为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演讲者,很受欢迎。他在维也纳拥有广泛的朋友圈,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其中许多是犹太人。
尤其是1938年3月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纳粹要求申请离开的所有犹太人必须持有前往另一个国家的有效入境签证或国际船票,加上另外还有450,000尚未离开德国的德国犹太人也要逃难,他们要在希特勒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执行之前尽快逃离,这样的情况下,数量如此之多的犹太难民要获得入境签证或国际船票,时间紧迫,难度巨大。 7月,来自32个中南美和欧洲国家的代表(Argentina, Australia, Belgium, Bolivia, Brazil, Canada, Chile, Colombia, Costa Rica, Cuba, Denmark, Dominican Republic, Ecuador, France, Guatemala, Haiti, Honduras, Hungary, Ireland, Mexi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icaragua, Norway, Panama, Paraguay, Peru, Sweden, Switzerland,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Uruguay, and Venezuela)在法国埃维昂(Evian, France)举行会议,讨论纳粹德国造成的欧洲难民危机。12
尽管代表们对寻求逃逃脱纳粹迫害的犹太难民表示同情,但绝大多数国家决定不放弃原有的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拒绝接受犹太移民。这时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 同意接受 100,000名难民。 这样一来, 陷于危险的185,000名奥地利犹太人几乎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1。
然而,到1938 年底,超过 7,000 名犹太人越过边界前往意大利和瑞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执有去上海的中国签证2, 这些人最终逃离了纳粹的迫害,成功的到达中国或其他国家。
谁救了他们?
1938年6月起,因为世界各国都不接受犹太难民,去上海的签证便成为犹太人离开奥地利的唯一出路。所以何博士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为维也纳犹太人开始大量签发去上海的签证,在他担任总领事的前三个月就签发了1200份去上海的签证。维也纳犹太隔离社区于1942年11月正式解散。到二次战争结束时,未能逃脱的超过65,000 名奥地利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和隔离社区内13。
何博士经常对领事馆的同事说:“我认为具有同情心,随时随刻为陷入困境的民众提供帮助是很必要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是做人的底线。”
1938年初,19岁的汉斯·克劳斯(Hans Kraus)每天都试图拼命想越过排长队的人群,将签证申请递进领事馆。一天,当他再次排队时,看到有辆中国总领事的车,开着车窗,即将进入领事馆,于是他跑上去,把签证申请塞进了车窗。没想到过后不久,他就接到一个电话让他来领事馆取签证。1938年10月12日,汉斯·克劳斯和他的四位家人离开维也纳顺利到达上海。
1938年,另一位逃离纳粹集中营的犹太难民是埃里克·戈德斯陶布(Eric Goldstaub)。何博士给他签发了家庭签证;这个发给全家的上海签证使他全家和其他亲戚老小共二十人最终安全抵达加拿大。
获得上海签证中还有莉莉丝·多伦(Lilith Sylvia Doron)和卡尔(Karl Rene Lilienthal)姐弟。 弟弟卡尔已经被捕并被带到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但是中国领事馆根据何凤山的指示签发了签证,他最后被释放,并于在1939年和姐姐莉莉丝离开了维也纳。
何博士于1938年6月签发了第200号签证,1938年10月27日签了第1906号签证。直到 1940年 5 月他被召回国,继续签发这些签证。何给犹太难民的确切签证数量未知。但考虑到何仅在上任的前半年就签发了近2000个签证,这个数字可能有数以千计。
1926年 – 1941年中德关系
在1926年至1941年间,中华民国和德国在中国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上有不少合作。当时,中国遭受派系军阀混战和外国列强入侵。1928年的北伐胜利使得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在1931年以后,日本帝国却成为最大的外国威胁。在一二八事件中,上海守军因过时的武器装备,和日本陆军的交战中损失较重。中国对军事和国防工业现代化的紧迫性,加上德国需要拥有一个可靠的亚州反共盟友,和稳定的中国原材料供应,使中国和德国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走上密切合作关系的道路,德国一直为国民党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1933年中德达成协议建立30个德国装备师(德制师)。35 随着纳粹在德国崛起,这种情况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8
1937年9月以后,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 Paul Trautmann)展开了调停工作。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讲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蒋中正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19
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自此,重庆国民政府与德国断交。20
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接济犹太难民的仁爱行动和政府安置难民的宏伟计划
三十年代中叶,正当大批犹太难民走投无路之际,远在万里之外,千年儒家、道家的文化,仁爱和互助的精神使得中国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蜂拥而至,陆续来到上海、广州、宁波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国内普通民众中弥漫着对犹太难民的关爱之情。这并非偶然。
公认的历史记载是犹太人早在唐朝(8世纪左右)就来到了中国。 众所周知的开封的犹太社区,形成于宋代(960-1279)。32 从文化上看,大多数中国人受儒、释、道家的影响,而不是基督教,中国和犹太文化有很多共同点。 比如,两者都非常重视家庭纽带和教育价值观,虽然都吸收了各种异域文化,但它们的核心从未改变。 在 1489 年竖立的石碑上,开封犹太人写道:“我们的宗教和儒家思想只有细微的差别。 心行都敬天道,敬祖,忠君臣,孝父母。 两者都要求与妻子和孩子和睦,尊重等级,以及结交朋友。34
当时一位名叫雅各布·伯格拉斯(Jakob Berglas)的德籍犹太实业家也在千方百计地为欧洲犹太人谋生路。
民间组织,《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22 始终关注着犹太人问题。该会于1938年5月派人到上海进行调查,发现犹太人已达万人以上,聚集于租界难民收容所,衣食缺乏问题日趋严重。出于人道关怀和抗战前途考虑,该会积极商讨解决办法。恰在此时,他们收到了雅各布·伯格拉斯的移民计划,认为计划中的多数条款可以接受,少数条款需要补充和修改,于是增加了“犹太人来中国后,须无条件加入中国国籍”、“中国方面组织犹太人移民委员会”等内容,形成《犹太人移民中国意见》,上报重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当时的中国正值抗战全面爆发,随着侵华日军的大举入侵和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的部门机关和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正准备沿江迁往四川重庆一带。尽管如此,处在战乱和国难之中的国民政府,对大批犹太难民的处境既表示十分同情,又苦于受到自身条件限制而无法妥善安置,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艰难境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会商,尽快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安置犹太难民的解决办法。
1939年2月17日,孙科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提案,提议在我国西南边区划定寄居区域,安置逃亡来华的数万犹太难民。30
提案理由充分,办法可行。虽不乏利己成分,但对犹太难民的拳拳关爱之情跃然纸上。兹录如下:21
犹太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二千六百余年来转徙流离,备受各方之压迫。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以德国为最甚,自希特勒并奥后,屠杀奥犹,变本加厉,最近更借口德驻法大使秘书为犹人所杀害,发动大规模之排犹运动,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今拟在西南边陲划定犹人寄居区域,有如下之理:
一、就国策言,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为总理遗教所规定。
二、就对英言,援助犹人可以增进英国一般民众对我之同情。更有进者,英国之远东政策实取决于在远东之巨贾与银行家,英国对经济援助最初之阻挠与最近之实现,实皆此巨贾与银行家操纵之,而此巨贾与银行家则以犹太人为多,故此案实施当可影响英国对我态度进一步之好转。
三、就对美言,美国援犹运动,近已独占全国人民之注意,援华运动受其影响甚巨。此案实施之后,不独能获得美国一般人民之好感,且足以移美国注视犹太之目光转而向我,宣传上必可得巨大之收获。就建设前途言,犹太人财力丰盈,人才尤多,若能结其好感,得其协助,实足为我莫大之臂助。
办法
一、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虞,划定若干方里,为犹太人寄居区域。
二、由中央制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
三、由上述委员会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声望之犹太人领袖,一致回应并参加推进此项计划。
四、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人员登记机关,尽量介绍其专门人才,为我后方建设各部门之用。
提议人:立法院院长 孙科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
(孙科致国防最高委员会提案,二档馆国民政府档案)
1939年7月,行政院就收留犹太移民计划再次召开审查会,明确帮助的主要对象是无国籍犹太人。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了另一种主张,即利用犹太人从事土地开垦。他电呈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陈述理由:云南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犹太人云集上海,知识丰富,财力雄厚,如果能将他们移到云南开垦荒地,必定一举而多得。但龙云对自己的主张是否可行没有把握,恳请张群上报国民政府,如有可行性,立即拟定具体办法。30
但因当时美国保持中立的民意,华盛顿政治领导人和北美犹太社区都对此保持沉默, 加上中国的抗战形势越来越恶化, 中国大规模收留犹太人的计划没能全面实施。孙科的提案只实现了一部分,中国的诺亚方舟仅在上海和其他几个中小城市成功了。
在上海诺亚方舟的犹太难民
根据《圣经》上的记载, 大约在6千年以前,由于倾盆的大雨连续下了四十天,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但是,由于诺亚得到了上帝的宠爱,提前知道了洪水要来的消息。于是,在事前造好了一艘名为“诺亚方舟”的大船,并依靠这艘船,保障了自己及家人和一些生物的生命安全。最终,他的家人和生物发展成为当今的人类和生物界。
尽管上海距离他们在奥地利、德国和波兰的家园有7,000多公里远,但在1933年至1943年期间,仍有25,000 多名犹太人逃往中国最大的城市以逃避纳粹大屠杀。起初,这些上海的新居民生活平静,受到上海居民的欢迎。他们创造了一个拥有独特的犹太人学校,充满活力、具有欧洲气氛的上海社区。一些难民开始从事牙医和家庭医生的工作,而另一些则在附近开设商店、咖啡馆和俱乐部,街上讲上海话、玩耍的犹太孩子,受到了当地上海居民的喜爱。
1942年,纳粹盖世太保日本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访问上海,向日本当局介绍了他的“梅辛格计划” – 对日本占领地上的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 杀死所有犹太人17。日本当地政府拒绝实施梅辛格计划,但1943年2月18日,日本人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将自1937年以来从欧洲逃往上海的所有难民迁往虹口区一个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地区;大约有 25,000 名犹太难民和数万名当地上海人居住在那个隔离区。
虹口隔离区北接朱家嘴路,南接回民街,东接通北路,西接公平路,和提篮桥。
在虹口隔离区中心地带的霍山公园曾是二战期间犹太难民休息和休闲的场所。在1993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 (Yitzhak Rabin) 访问后,该公园在1994年建立了犹太社区纪念碑25。
与当时欧洲的一些封闭的犹太人隔离区不同,虹口隔离区西面通往“黄浦江”的“提蓝桥”地段并没有被围起来。日本当局只提供了少量的通行证,犹太人可以在隔离区以外的地区工作或上学。因为大多数难民在隔离期间无法找到工作,《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和其他西方来源的援助在战争期间又被切断,经济形势很快变得严峻;他们只能依靠当地的援助组织和慈善机构。
尽管条件日益恶劣,虹口隔离区的生活仍在继续,犹太难民与当地上海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同时又保持他们自己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1941年,杰里·摩西(Jerry Moses)和家人从德国逃到上海时年仅6岁。他说“如果没有[上海人]的宽容,我们的生活会很悲惨,”引用摩西的话说。 “在欧洲,如果一个犹太人逃跑了,他或她就得躲起来,而在上海,我们可以跳舞、祈祷、做生意”。他在回上海旅行时对一位同行的记者说:“我是太感谢了。中国人民对我们这么好,没有这个国家我早就死了。” 他激动的用上海话说,“阿拉犹太宁!上海犹太宁!阿拉宗国宁”(我是犹太人,上海犹太人,我是中国人)”。29
上海犹太人隔离区于1945年9月战后正式解放,犹太难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渐渐离开了上海去了以色列。
结语
何风山博士,中国的辛德勒,给犹太难民发放了数以千计的“救命签证”,得到后世人们的颂赞和缅怀。许多的普通中国民众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帮助在中国的犹太人民度过难关,也同样体现着儒、道文化的渊源。民国政府遵守孙中山总理遗教,援助弱小民族,犹太难民,并和德国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也是这种人道主义传统文化的体现。 几千年的儒家、道家文化,使仁爱、互助超越了民族、宗教、国家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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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现在上海部分地图,红色区域包括了旧日的“虹口隔离区”,作者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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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何凤山纪念牌匾。上海是何曾救过的数千名犹太人中的许多人的最终目的地。Photo by HBarrison,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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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民国立法院主席孙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n_Fo#/media/File:Sun_Fo_-_Hong_Kong_-_HK_-_c1950_cs.jpg, public 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