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史记 | 肯尼迪政府特准中国逃港难民移民美国

作者唐孝先

1962年，肯尼迪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准许5,000名逃亡香港的中国饥荒难民移民美国，这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200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桂棣、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第141页上，有这样的记载： “有资料表明：公社（公社指1958年开始在全中国农村和城市成立的人民公社。- 作者注）成立的第二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就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十三点六，而国家征购粮的数字却比上年猛增了百分之十四点七；一九六〇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进一步下降了百分之十五点六，已经减少到只有两千八百七十亿斤，但国家征购粮却不减反增。为完成征购任务，许多农民不得不连种子和口粮都缴了上去。”

“这时的中国农村，已不是‘农民负担太重’的问题了，而是造成了无以数计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农民为这种制度殉葬的究竟有多少人？只听说，仅安徽省一个阜阳地区，非正常死亡的农民人数，就几乎相当于整个淮海战役中敌（敌指中华民国政府军。- 作者注）我（我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 作者注）双方阵亡将士总数的两倍。”

“一个凤阳县死亡六万零二百四十五人，占到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七；其中大庙公社夏黄庄，死亡人数竟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点六。家中死绝的，全县有二百四十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庄，占到了二十七个。”

鉴于这样严重的情况，自1959年至1962年，成千上万走投无路、忍饥挨饿的中国大陆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以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尝试逃往人民收入比内地高得多的英属香港。

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1979年撤县改为现在的深圳市）由东至西150多公里的公路上，逃亡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奔向边境线，伺机进入香港。每天傍晚，涌到宝安边境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达八千多人。他们来自广东省的惠阳、东莞、广州、南海、台山、海丰、潮安等六十二个县（市），及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

不少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游泳气力不足淹死，跳火车时摔死，或与军警纠缠中死伤。

1962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书记陶铸下令，撤除岗哨，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而5月22日开始，广东又从各地抽调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对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准备外逃群众，坚决遣送回乡。1962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关闭边卡。从1962年5月22日到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逃人员回乡。

由于逃港人数太多，1962年5月14日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开始“即捕即遣”涌入的难民。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他们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等待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下山。

最终无亲可依而被遣送返回家乡的偷渡者，非但得不到安抚和妥善安置，还被地方政府狠狠处理。

中国广东省东莞离香港近在咫尺。1962年6月19日，中共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于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干部、教师尚且如此处置，一般群众更会戴上帽子，打入另类。

经哈里 •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批准，美国政府在1952年通过麦卡伦-沃尔特法（McCarran-Walter Act），又称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The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52）。该法的目的是消除种族歧视，特别是对亚太裔的歧视，增加各国移民的配额，放宽移民加入美国国籍的规定。

1962年5月1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刊登了一张可怜的十九岁中国姑娘李英（Lee Ying的译音）的放大照片。她面临押送出香港边境，用手帕捂住尘土混合着泪水的半个脸，极度绝望、害怕。这张照片，接着在美国很多报纸的头版刊登，并且印在好多筹款小册子封面上，引起广大美国人民的关注和同情。大家急切要伸出援手，解决眼前的中国难民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