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史记 | 鲑鱼年代:李公朴和罐头工 -阿拉斯加华人故事 之二

作者：水文

编辑：黄倩

2017年10月，一位生长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海边的女士塔拉 尼尔森（Tara Neilson）写了一篇关于她家乡的文章。她家所在地曾经是阿拉斯加一百多个鲑鱼加工场地之一 (1)。 她在文中写道：“在阿拉斯加偏远的优联湾（Union Bay），在被烧毁和废弃的鲑鱼罐头厂废墟中长大，这总让人感觉我的童年像是远古史诗中的一段。那时我们与外界隔绝，只有家人在一起。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我们成长的老鲑鱼村与中国近代史上关键时刻的一个著名事件密切相联。这个事件在大学课堂上讲，也在电影里演。”

这事件发生在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在中国西南部的城市昆明。

7月11日下午，一对中年夫妇看完电影，乘坐公交车回家。他们在青云街下车，沿小巷慢慢往家里走。刚要上坡，只听身后突然“砰”的一声，男子应声倒下。女子赶紧去扶，发现原来男子后腰中枪，鲜血直淌。受伤者就是著名中国社会活动家，“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7月12日他在云南大学医院里永远停止了呼吸 （2）。三天以后的7月15日，他的好友，西南联大教授、名诗人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集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也被暗杀。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国的“李闻事件”。

塔拉和李公朴的人生之路在阿拉斯加的鲑鱼加工厂交集。去阿拉斯加的游客常常会将美味鲑鱼带回家。从渔网到餐桌之间，鲑鱼在大大小小的加工厂里华丽变身。而最早支撑起鲑鱼加工业，使鲑鱼罐头从阿拉斯加流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正是华工。李公朴曾经是这些华工中的一员。

Figure 1 李公朴工作过的 优联湾鲑鱼加工厂遗址，也是Tara Neilson长大的地方。  原照：Tara Neilson.

阿拉斯加的鲑鱼加工业

起初，阿拉斯加鱼类加工业只是一些作坊，捕捞上来的鱼在运出去之前先在作坊里简单地处理盐渍一下。随着鲑鱼市场扩大，这些腌鱼作坊逐渐演变成海岸边有完备流水线作业的鲑鱼加工厂。这种工厂有自己的渔船队，自己制作包装罐，打上来的鱼马上清洗、切割、分类装罐、密封、加热做熟，一直到装箱运走。阿拉斯加境内第一个这类加工厂属于北太平洋贸易和包装公司 （The North Pacific Trading and Packing Co），1878年在克拉沃克 （Klawock）投产，一直运行到1929年。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鲑鱼罐头厂遍及阿拉斯加海岸，从与加拿大接壤的东南部延伸到西南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以及科迪亚克岛 (Kodiak Island)。

Figure 2阿拉斯加的鲑鱼罐头加工厂 （Source: National Park Service)

阿拉斯加鲑鱼产量在1930年代中期曾达到1.3亿条的高峰。自193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商业总渔获量显著下降。1878年至1950年间，全州建造了134个鲑鱼加工厂，到1950年底的时候，只剩下37个仍在正常运行 (3) 。 尽管如此，至今为止阿拉斯加仍然是全球第一的鲑鱼产地。

鲑鱼捕捞和加工有季节性。鱼汛期间工厂满负荷运行，雇佣大量工人。厂房附近就是工人生活区。每个加工厂独立运行，生活区也成为自给自足的村子。除了船码头、仓库和加工厂建筑以外，这些鲑鱼村中还包括工人的集体宿舍、食堂、少量独门独户的家庭住宅、商店、洗衣房、医院和拘留所。在较大的村里还建有教堂和墓地。在捕捞季节里，食堂是鲑鱼村里各项活动的中心。鱼汛一过整个村子则是人去屋空，往往只有一个看管者留下来，负责看守商店和维护建筑物。整个工厂和生活区就安静地守在水边，等待明年鱼汛季节的再次到来。

Figure 3 鲑鱼加工厂外观   http://alaskahistoricalsociety.org/

1864年，休谟 (Hume) 兄弟在加州萨克拉門托河上的一艘驳船上开创了美国的第一家鲑鱼罐头作坊。两年之后的1866年，休谟兄弟把作坊迁到了哥伦比亚河上，开始了商业规模的鲑鱼加工业，雇佣了第一批15名华工。到1874年，在哥伦比亚河上的十三个罐头厂中，华工已经了占绝大多数，甚至有的厂里全部是华工。1878年，华工开始从华盛顿州北上来到克拉沃克（Klawock）和斯蒂卡 （Sitka）（4），成为阿拉斯加鲑鱼加工业的第一批工人。继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之后，鲑鱼加工业成为另一个华工集中的行业，同时美国西北部也成为新的华工聚集地。

Figure 4休谟公司早期的鲑鱼罐头商标

承包商时期

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一行大量雇佣华工？厂主又是怎样雇佣到华工的？鱼汛有高峰，罐头厂主希望工人能在高峰期间不分白天黑夜长时间工作，而且愿意干湿、臭、累、脏的活。他们必须能干满整个捕鱼季，当然工资是越低越好。罐头厂主认为华工顺从、高产又可靠，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国承包商。

西雅图地区的陈程学（Chun Ching Hock ，1844-1927) 和 陈宜禧（ Chin Gee Hee ，1844-1929) 是最主要的两位承包商（5）。在承包制度下，厂主不与工人直接接触，只是根据雇佣的华工数目付给承包商人头费，由他们负责招工，提供基本食宿，派华人工头在厂里管理工人，到季节结束时结算工资。华工基本不懂英语，只得完全处于承包商的控制之下。工人们住在有木板床的大房子里，承包商雇佣中国厨师做中国饭。 1890年的一份报告中记录承包商买的食品包括咸蛋、豆腐、竹笋、甘蔗和嫩姜。还给工人提供了鸦片、金酒（Gin）、烟草和中国酒（6）。华工自己还常常种些新鲜蔬菜吃。

有些历史学者认为，承包商从这个过程中获取了高额利润 (7)；各层工头拿回扣、克扣生活用品、不平等待人、打击报复等弊病都不可避免。但是不可否认，休谟兄弟利用承包制度找到了大量劳工，使工厂迅速发展扩大。行业中其他厂主看出这是一种可行的模式，于是纷纷仿效。

Figure 5   1880年带中期 在鲑鱼罐头厂里工作的华工，原照由华盛顿大学收藏

到1900 年的时候，西雅图已经成为罐头业华工的集散地。每年4月华工开始集结，整船的人从这里北上。八月底捕捞季节结束后又乘船回到这里。1900 年四月二日乘坐乔治斯塔号（George E. Starr）去布莱因（Blaine）工厂的华工就达150人之多。十天之后，露丝号（Ruth）汽轮又搭载了52名华工去位于冰峡 （Icy Straits）的罐头厂 （8）。客船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串载运材料和其他补给的货轮。这个季节在西雅图沿岸一带百舸待发，甚为壮观。此外，波特兰和旧金山也是重要的华工集结地和出发点。

Figure 6  Balclutha原名阿拉斯加之星号，从旧金山北上运送华工到鲑鱼加工厂，回程运送鲑鱼罐头。（San Francisco Maritim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捕捞和加工虽然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步骤，却由两个互不来往的人群分别完成。在渔船作业主要是欧裔特别是意大利裔，罐头加工厂里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加工被看成是妇女干的。剖鱼、制罐、测试密封等都要手工完成。华工熟练掌握这套程序，他们动作迅速，灵巧敏捷，不怕脏累，而且一直领取较低的工资，所以厂主不愿用别人取代他们。甚至在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后的排华高潮中都基本上没有涉及到遥远海岸边鲑鱼村里的华工。

但是，《排华法案》造成华工来源急剧减少，原有的华工不断老去而无人替补，同时鲑鱼罐头业仍在不断扩张。这一行业逐渐出现了两个变化：机械代替部分人工，一部机器可以取代多达30个工人；日裔工人代替了华工，早期日裔工人仍然归华裔承包商管理，随着工人中的日裔越来越多，华裔承包商让位给日裔承包商和管理人员。

1921年国会通过的紧急配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 第一次对来美国的移民规定了总体上限，1921年为35万人，到1924年减少到16.5万人（9）。1924年的移民法案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更进一步限制了通过移民原国籍配额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配额规定，给每个国家移民的签证只能占美国18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此国籍人口总数的2%。虽然原意是限制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事实上这些限额完全排除了来自亚洲的移民 （10） 。

此后，菲律宾来的工人取代了日裔。菲律宾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就成为美国的属地，所以菲律宾工人来美国不受配额限制。他们很快成为鲑鱼村里的主体，也有越来越多的阿拉斯加当地人进入罐头厂工作。从辛勤的华工开始，各族裔工人们一起扛起了鲑鱼加工业。把鲑鱼罐头送上了千万美国家庭的饭桌，出口到世界各地，甚至在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美国军队的口粮里不可缺少的一份。

Figure 7  1902 年开始使用的鲑鱼处理机 ，每一机器可以取代多达30个人工。照片于1905 年摄于Pacific American Fisheries cannery，西雅图历史与工业博物馆收藏

图6中的机器最初称为Iron Chink (铁华工)。这名字本身就反映当时风行的对华工的歧视，后来正式改名为iron butcher，铁屠夫 。

华工并没有随着包商制度的消失就从这一行里销声匿迹。以后华裔工人仍然不断出现在罐头厂里。1882年的《排华法案》并没有阻止中国留学生来美国，他们当中也有人来到阿拉斯加，在罐头厂里工作过。李公朴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28年暑假, 他曾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鮭魚罐头工厂打工 （11）。

罐头厂工人李公朴

李公朴是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及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者之一。青年时曾在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里任职。1927年中离开军队。年底，美国俄勒冈州里德大学（Reed College）来华招生，目的是为中国青年会培训工作人员。申请者考试合格录取后，享受奖学金。李公朴经中国青年会推荐并考试合格，被录取到政治系学习。他的打工生涯就发生在这段留学生时期。1930年夏天他经欧洲回国。在欧美期间曾写了大量国外通讯，向国人介绍和评价西方的民主制度。日本侵华后，中国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执行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包括李公朴在内的七位领导人，史称“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来自各方的压力下他们于1937年7月被释放出狱。

Figure 8 李公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李公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呼吁和平。1946年7月12日，李公朴死于暗杀。

虽然在1928年以前有大量华工在罐头工厂打过工，但是他们没有留下第一手记录，后人无从知道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细节。李公朴等留学生来的时候，厂里已经有各族裔的工人。作为留学生，他有较好的观察和沟通能力。在打工期间，他给上海的一家杂志以日记方式投稿，介绍所见所闻和感受。这些日记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当年罐头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形。

李公朴打工的优联湾在阿拉斯加的克奇坎市（Ketchikan）西北方三十五英里，他从1928年6月23日开始工作。

Figure 9图中蓝点是李公朴打工的地点。

Figure 10优联湾鲑鱼加工厂

李公朴在日记里描写了优联湾的环境和景色：

“工厂在优联湾，这里不但鱼多，风景也非常优美。 它前接大平洋，后背着一个有小溪的高山。工厂旁有一个栈道连到小溪，工厂的用水都是从小溪取来的。山上都是原始林，又老又大。 我们有时可以看到熊和鹿，虽然熊比较怕人。即使是夏天，那山顶上的雪都让我们非常凉快。”他称赞“这儿的风景美的不得了……从来没有厌倦看日落，散步，或钓鱼。”但是“除了一个二、三星期来一次送邮件的渡船，工厂是与外隔绝的。”

他记录了优联湾工厂以及鲑鱼加工成罐头的步骤：

“我工作的罐头工厂是附近最大的，也拥有最先进的机器。可以处理四到五千条三尺长的鲑鱼，从割切、清理、装罐、烧煑、打标签到装箱都在几小时内完成。”“ 工厂内的工作包括切鱼，清鱼，装罐，做罐子和包装。 很多步骤都是机器做的。”

关于他自己的任务和工作时间：

“我的工作是操作制造空罐子的机器。主要是把大锡片放入第一台机器，这机器把大块锡片分割成圆形锡片，然后另一台机器把它们做成空罐子。”他自己“只站在机器前把罐片送进去。…… 比起清鱼，这是一个很容易和干净的工作。”

他发现工作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紧张：“前几天工作很轻松。 可是最近二天我每天都做八、九个小时。…… 我以为每天都需工作十小时， 实际上只有二三个星期当鱼量多的时候需要。 其它六、七个星期我只要一天做七到八小时”。“刚来的二天，我肩膀和膝盖都痛，可是现在我一天做九小时都没问题了。”

他还想到了工厂老板，“这种安静的日子对工人来说是很好的，可是对工厂老板是不太好的。”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李公朴对自己的进步很满意:

“在这做了一阵子，我可以说我的技术不输于其他的工人：运煤，搬东西，装箱子，伐 木，样样我都能做。 我觉得我比开始时能干多了。 我也更喜欢我的休闲时间，用来读书。……前几天，我还钓了二条鱼，非常好吃。”

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观察周围的人并写下自己的感受。首先注意到的是各族裔组成的工人群体，他称之为“小联合国”：

“虽然这工厂只有一百个工人，可是这地方像个小世界，有各个肤色和各个国籍的人。 例如，美国人都是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是黄种人，菲律宾人是褐色，也有原来自非州的黑人。 工人有来自中国，日本，菲律宾，墨西哥，意大利，瑞士，及其他地方的。 现在中国工人都大部分被菲律宾人取代了。 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工厂会有这么多不同国籍的人。”

更进一步他注意到各族裔工人之间的关系：

“从观察这些工人们的接触，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不同国人的心理。 那些白人是从三十多 个国家来的，有一半都没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只会说些简单英语，可是自己觉得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日本人对白人很有礼貌，可是对其他人就很自大。 菲律宾人则在红人和黑人前自我表现很了不起。 而那几个中国人呢？ 虽然他们和日本人一样肤色，但他们没有得到和日本人一样的待遇。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国际间的政治地位比较低。”

工人们中的种族隔离是普遍现象：

“不同种族的工人都依照着他们的种族分开成群，包括工作，吃饭，睡觉都在不同的地方。 白人自成 一组，日本人、中国人及韩国人另成一票，而菲律宾人又是一组。 黑人和印地安人在一起吃住，因为他们也一起捕鱼。”

他也说到管理状况和问题，特别指出亚裔和白人工人得到的不同对待：

“罐头工厂的劳工管理以前都是经过一个中国包商，他雇用的也大部分是华人。 我听说管理不良，住处都很脏乱，而工厂内的工作也没做好。 所以今年，工厂老板已改用日本包商。 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或菲律宾人， 因为他们可接受硬木板床，白饭，和低薪。 有一次我去看了白人的食堂，那是比我们的好许多、又清洁。 那是一方面他们工资较高，同时他们也比较习惯清洁。”

他还注意到各族裔间的文化休闲活动也不同： 

“工人们都有不同的休闲活动。 白人喜欢下棋、玩扑克牌、钓鱼、闲聊天、睡觉。 日本人喜欢赌博，有时把工钱都输光了。 菲律宾人喜欢音乐，常在河海边和红人女子跳舞，有时白人也加入他们玩。 偶而印地安女子会晿歌，我虽然听不懂，可是歌声是满好听的。 印地安人花很多时间在他们船上，我也听说他们不工作时睡很多觉。”（12）

李公朴的工余调查中也流露出他忧国忧民的感慨。他写道：

 国家地位之高下，国势之强弱，与个人关系，到了这种地方就格外看出它的密切程度。在外的华人以及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民众都有这种感受。“近来国内军阀乱国不成后，多半是出洋考察，我们应希望他们最少要考察明白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内争不息，政治上不上轨道所致”。“倘若他们能有所悔悟，则中国国际地位之增高亦可计日而待矣。”（13）

工会时期

1930年代的经济大衰退使得工作变得很不稳定，罐头厂的菲律宾工人们开始联合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1933年6月，罐头工人和农场工人工会 （The Cannery Workers and Farm Laborer Union）在西雅图成立，不久之后，他们成为全国性工会的成员 （14）。

1938年，包工合同制度完全取消。从那以后，直接雇佣大批华工的渠道消失，加工厂必须通过工会雇用工人。工资大大提高了，工作条件也由工会与罐头行业联合会谈判决定。打工者则必需参加工会，去哪个工厂由工会分配。位于西雅图的国际仓库与码头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 & Warehousemen Union， ILWU, Local 37） 负责给阿拉斯加的十一家加工厂输送工人。鱼汛到来之前，工厂向工会提供所需工人的数量和日期。工会按照年资等公开以及不公开的条件分派会员。

Figure 11 Old Cannery Building, 213 S. Main St. in the Pioneer Square neighborhood, Seattle Washington   Photo by Joe Mabel  

Figure 12  Workers in a Ketchikan Cannery, 1940.  University Washington Library Collection.

Fred Wong 出生在波特兰的中国城。他父亲曾是承包商时代罐头厂里的一个职员。1953年他高中毕业，开始在罐头厂打季节工，上大学期间他每年暑期都来打工，干遍了厂里的每个岗位，也自给自足读完大学。1958年他入伍，两年以后退伍还是回到了这一行业。1969年他被提升为厂里的工头。那时工会的实力很强，进入管理岗位必须得到工会的背书。尽管工会成员绝大多数是菲律宾人，他还是获得了工会的支持，顺利成为唯一的华人工头。进入管理层就成为了公司雇员，但他一直保留着工会会籍。Fred在这一行业里一直干到2008年退休。在这期间他的女儿们也曾来到阿拉斯加的加工厂打工。他丰富的经历使他成为这一行的专家，在回忆录里他详尽介绍了厂里的每道工序。他们三代人的故事反映出这一行业随时代的变迁 （15) 。

鱼汛的高峰季节与大学生的暑假有重叠，很适合暑假打工。于是罐头厂常有大量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来打季节工。一个暑假努力工作的收入常常可以支持他们一整学年的开销。1970年 至1972年，一对来自台湾的双胞胎兄弟留学生在阿拉斯加不同地区的三个罐头厂打过工。他们名字是乔立（Jim Chiao）和乔成（Philip Chiao）。他们的回忆录图文并茂，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翔实的学生打工者记录（16）。笔者的一个同事年轻时也曾在阿留申群岛的工厂中度过几个暑假，常常讲起那里遥远荒凉的海岸，和短促却繁忙之极的夏天。

现在，有些老鲑鱼村和加工厂遗址已成为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Service）的一部份而保护起来。旧金山海事国家公园（Maritim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曾对钻石罐头厂（Diamond NN Cannery）做过详细个案研究，并记录了华工乘船北上的历史； 冰河湾国家公园保护区里有巴特蕾特湾罐头厂遗址（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 Preserve，Bartlett Cove Cannery）；东南部库普蒂诺夫岛上的凯克加工厂（Kupteanof Island，Kake Cannery）已成为国家历史地标 （17）。鲑鱼加工业中华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我们有责任记录下来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 Tara Neilson: Li Gongpu: Undercover cannery worker in 1928, Juneau Empire Oct. 26, 2017. https://www.juneauempire.com/life/li-gongpu-undercover-cannery-worker-in-1928/
2. 李公朴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3. Canneries of Alaska (U.S. 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gov)
4. Anjuli Grantham: Chinese Labor Contractors and the Early Salmon Canning Industry http://www.anjuligrantham.com/ May 2018
5. 水文：天涯筑路人的足迹  https://usdandelion.com/archives/2362
6. Alaska Humanity Forum History and Cultures http://www.akhistorycourse.org/southeast-alaska/1873-1900-developing-southeast-alaska/
7. Asians In the Salmon Canning Industry，mar-apr-may-2009.pdf (npshistory.com)
8. Margaret Riddle： One hundred and fifty Chinese workers bound for salmon canneries at Blaine leave Seattle on April 2, 1900. https://www.historylink.org/File/10919
9. Emergency Quota Act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Emergency_Quota_Act
10.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immigration-act
11. Chinese Workers in Salmon Canneries 华工在鲑鱼罐头工厂https://chinesecannerylaborers.home.blog/
12. Li Gong Bu in Alaska https://sway.office.com/ykT9pEDTXCUbVQDm?ref=Link
13. Li Gong Bu《工余见闻与感想》,《李公朴文集》P47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Crystal Fresco： Cannery Workers’ and Farm Laborers’ Union 1933-39 
15. Fred Wong in Ketchikan & Alitak, 1953-2008  
16. James Chiao and Philips Chiao: 喬家兄弟 Chiao Brothers in Alaska 1970-1972 
17. National Park Service： Canneries of Alaska https://www.nps.gov/articles/series.htm?id=D1DEE2CB-E9DC-F99A-A14FE13BC466AB90

Title:Li Gongpu and Chinese Cannery Workers in Alaska

Abstract

For several decades following 1870, Alaska salmon-canning industry has depended heavily on the labor of Chinese immigrants.  They cleaned and packed salmon in many canneries along the Alaska coast, from the Southeast, Kodiak Island to the Aleutian Islands. 

Chinese cannery men worked under labor contractors, who played roles of the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crews and the cannery owners.  After 1885, canneries faced worker shortages due to the impacts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 wave of Japanese workers arrived to partially fill the void.  The contract-labor system began to come apar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30s, when cannery workers established their Unions.  Although no longer being the dominant workforce then, Chinese Americans have always been a contributor to the fish-canning industry.   

In 1927, a well-known Chinese social educator, Li Gongpu, came to the US to attend Reed College in Portland.  He worked at the Union Bay Cannery in southern Alaska during the summer of 1928.  Requested by an editor of a Shanghai-based Chinese-language magazine, Li contributed several articles about his life and works in Alaska. He may have been the only one among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laborers before WWII who had left us with the invaluable written record of Alaska canner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