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欣欣然 (Xin Su)
编辑：王书功 (Shugong Wang)
导读：面对种种的社会歧视，华人发展了自己的自助自救社会组织。然而，美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及官员腐败使得中国城沦为罪恶的渊薮，暴力横行，堂战血腥。这种状况持续到1921年才得以改善, 于1931年后消失。外欺内斗，华人在《排华法案》的苦难上又加重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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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艺术、时尚、潮流、摩天大厦、自由女神、冒险家的乐园，每一个方面都引领一时潮流，纽约的成长毫无掩饰。从1870年到1900年，纽约的人口几乎翻了三番，近350万人，成为继伦敦之后世界第二大城市，全球文化之都。 (1，2）那时的纽约，风光繁华与极度贫困并存。无论穷和富，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华人都到这里寻找发展机会。
图一，纽约的时代变迁。图片取自：https://untappedcities.com/2014/03/21/downtown-manhattan-skyline-from-1876-to-2013/
图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纽约曼哈顿的桑树街，又称小意大利。图片取自https://seanmunger.com/2015/01/29/historic-photo-mulberry-street-new-york-city-little-italy-1900/
友谊：友谊就是一切，比政府更重要，比价值观实在，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及利益切切相关。华人用友谊筑起一道墙，形成了高度自我封闭及自治的中国城。
许多华人新移民落脚纽约曼哈顿时，常在火车站或码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香港出生的热心商人。他矮矮胖胖(5’4”)，皮肤蜡黄，胡子拉碴。此人名叫Wong ah Chung (1849-?), 大家都称他Wo Kee。1873年刚刚24岁的Wo Kee在勿街 (Mott Street)34号开了一个小商铺(Wo Kee)，除了经营新移民各种日常所需，还有大烟。此外，他还有一个地下赌场。新移民在他家转圜，一张床可睡两人，最多时可住24人(3)。几年下来，Wo Kee帮助很多同乡华人在曼哈顿安定下来，逐渐地形成了一个华人社区。Wo Kee是这个小小中国社区的小头领。他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Polong Congsee)，有75个成员及数千美元的资产，帮助新移民开洗衣店或解决就业问题。
伴随着纽约的发展，曼哈顿的华人越来越多。1870年纽约市的华人可能不到100人，1875年人口调查显示，纽约市一共有157个华人。1880年增加到4500人，到了1890年增加到13,000人左右。（3）华人多数经营洗衣服务，勤奋的工人一个星期可以挣到10到14美元。开一个洗衣店只需75美元，这项生意是辛苦活，和白人没有竞争，华人做起来相对容易。也有中国人在烟厂工作，一个星期可以挣到27美元(4)。
与此同时，一个历史性的人物，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李希龄(Tom Lee)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他原名Wu Ah Ling, 5‘6”，瘦小文雅，却颇具英武之气。1849年，14岁的李希龄从中国广州到旧金山一个白人公司当苦工，很快就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有影响力的人物。1876年，李希龄从旧金山由六大公司派出，辗转圣路易和费城，于1878年来到纽约(3，5)。
李希龄为人精明，英语流利，略带口音，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一到纽约，他就携新婚妻子租下了勿街20号。这个三层砖砌建筑，装饰豪华，充分展现了他的气势和财力。不久李希龄就开始了巧妙的政治运作，与白人高级官员建立关系，并常常邀请最强盛的法律、政界人物参加家庭宴会。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中国城的首领和代言人。1878年11月，他被纽约报纸”The Sun”赞誉为华人模范公民。需要指出，当时纽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是美国公民(6)。
靠着勤奋吃苦加上经营有方，华人移民逐渐创立家业。截止1879年，纽约市的中国城有了300多家华人洗衣店、50个蔬菜店、20个烟店、10个药店和6个中餐馆。19世纪80年代初期，华人几乎拥有了勿街的每个楼房，称为“小中国”(4)。
纽约充满机会，但也不是天堂。即便那些生意兴隆，生活过得不错的华人，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歧视。他们大多数英语交流能力非常有限，而警察自然不会说中文。对于开赌场的老板来说，这尤成问题，他们急需警方的保护。出自千年帝国的华人习惯了等级制度下的权威管理，李希龄顺势成了个仲裁。他从华人中征税，用于收买警察和市议员(7)。
图三，李希龄(1849-1918)。图片取自https://blogs.baruch.cuny.edu/asianamericanhistorynyc/?p=446
李希龄取代了Wo Kee的首领地位，1880年初，他成立全新的组织联谊堂(Loon Ye Tong)。联谊堂收10美元入会费及每年5美元的会员年费。几天内就有150个人加入，一个月内就有了几千美元的收入，一年后成员翻倍到300个人(7)。
Wo Kee和李希龄建立了友谊，并成为其追随者。
权力：权力就是随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尤其是在面劣的歧视及排华环境下仍能强制性地施加影响力，甚至控制华人社区内外的行为能力。李希龄在中国城拥有这样的权力。
华人社团（族亲会、商团、互助会、堂会等）的成立之初是为了保护华人利益与处理华人事务，实行互助互利，帮助新移民排难解忧，并设立公堂，评断是非处理纠纷。堂会是华人的非官方政府，事实上实施华人自治。堂会还是华人与美国官方间的桥梁，因此中国城堂会的首领也被称为唐人街的“市长”。
联谊堂很快占据了勿街18号。联谊堂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洗衣店人员，所以联谊堂特别注意保护洗衣行业。例如他们规定一个新的洗衣店要开在两条街之外，以保证联谊堂兄弟的生意不受损失(5)。
李希龄巧妙地与坦慕尼协会 (Tammany Hall）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坦慕尼协会是一个从属于民主党的政治团体，当时的成员以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为主。从1854年始，坦慕尼协会开始主导民主党在曼哈顿的候选人提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左右当地政治的一个主要势力，特别是在移民社区（8）。在坦慕尼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李希龄于1880年当选了曼哈顿副警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纽约政府任职的华人，这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唐人街的绝对权威(5，9)。
随着中国城的发展，主要华人领袖在经济领域越发长袖善舞。李希龄的个人财富积累飞速增长，1883年净资产达到20万美元。同期，Wo Kee也有了15万美元资产。1883年4月Wo Kee花8500美元买下勿街8号，另一华人以同样的价钱买下10号，还有一个华人花了5000美元买下15号。李希龄买下了最贵的房产18号，共花了14,500美元(10)。
图四，勿街18号，是最早的赌博窝点之一。图片取自http://www.boweryboyshistory.com/2011/09/manhattans-chinatown-tribute-to-old.html
当时纽约9000个中国人中，只有50个人是美国公民，有投票权。李希龄是这50个人的绝对领袖(10)。他的高明手段之一就是知道如何用钱贿赂官员，把利益的分布在不同的权利部门。虽然李希龄也因收赌场保护费而被攻击调查，造成中国城内部分裂，但是他有政客的保护，最终还是化险为夷(10)。
1886年，李希龄在勿街18号组织了一个华人赌博业工会，主要是控制赌博业务和解决行业内纠纷。如果成员被捕，工会还从监狱里捞人，并通过贿赂警察和官员获取保护(11)。因此，城市的各级官员和议员收到数量惊人的赌博保护费。这就是中国城的政府，比美国的官方政府更有权势。李希龄建立了贿赂体系定期塞钱，给官员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李希龄非常珍惜靠着财富和权力而日增的社会影响力。他热衷慈善，赞助中国社区举办各种活动。1889年黄河泛滥造成山东省大面积水灾，李希龄号召集资1200美元救助灾民，其中他捐款最多。不仅如此，在同年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Johnstown, Pennsylvania）发生水灾时，他四处宣传，让华人了解灾情，支持灾区(12)。
图五，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签署了永久禁止中国劳工移民返回美国的斯科特法案。图片取自：http://www.stateoftheunionhistory.com/2015/07/1888-grover-cleveland-scott-act-banning.html
李希龄在政治上坚持族群大义。1882年5月6日切斯特·亚瑟（Chester A. Arthur）总统签署了《排华法案》，禁止所有技术或非技术性的华工移民，违者将被监禁并驱逐。更有甚者，该法案从法律上规定华人移民不可以归化为美国公民(13)。1888年10月1日民主党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再度签署斯科特法案(Scott act)，禁止中国劳工离境后再度返美(14)。当克利夫兰竞选连任总统时，其对手是共和党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将军，他反对排华法案。李希龄认为哈里森有可能会废除排华法案，因此他全力支持他竞选。李希龄组织人员在华人餐馆和洗衣店门口放上竞选集资箱。他一个人就捐一万美元，并号召富裕商人捐款。李希龄亲自将所筹款项送到第五街共和党总部。尽管如此，他一直和民主党保持密切友好的关系(12)。
李希龄游走于曼哈顿中国城和美国的主流政治团体，他的服务和能力赢得了美国“地下”和“地上”世界的“尊敬”，使他成为当时纽约最有影响力的华人(12)。
财富：财富就是碗里的食物、穿着的衣服、手里的钱、生存的基础和掌握的利益。当平等劳动的正当性保障失去后，财富蜕变成赤裸裸的暴力。
权力的来源不是政治威望，而背后的财富和势力。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秘密社团或堂会普遍存在于美国的各个中国城，他们掌控华人社区的工作和信贷等大权。唯有依靠他们的庇护，华人新移民才能在美国立足。各个堂会在划定的势力范围内，经营妓院、赌博和鸦片生意。为了利益，腐败的美国法院、警方以及某些政治团体对各帮派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
李希龄领导的联谊堂后为安良堂，是纽约最大的堂会。纽约中国城的财富之争主要集中在安良堂和协胜堂两个帮会之间。据纽约报社“The Sun”报道, 从1894年夏天, 受到来自美国西海岸的协胜堂挑战，李希龄的权势开始走下坡路，在纽约中国城逐渐失去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
协胜堂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东部建立了分堂(15)，如1889年在费城和1895年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的分堂。同期，安良堂在波士顿(1905年司徒美堂, Meihong Soohoo组建)、克里夫兰、匹兹堡建立了分堂。两个堂会都在芝加哥有相当的实力(16)。对于跨州的堂会，某个地区的冲突可能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争斗。
在纽约，李希龄和安良堂的政治保护伞是坦慕尼协会。卫理公会是坦慕尼协会在纽约的政治对手。在律师弗兰克-莫斯（Frank Moss)的协助下，卫理公会部长查尔斯-帕克赫斯特（Charles Parkhurst）决心重建唐人街的道德秩序，他意图利用协胜堂反对和消除安良堂带来的腐败与恶习。
纽约的唐人街道貌似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其实则不然，它事实上基础腐朽，摇摇欲坠。协胜堂的成员黄杰（Wong Get，协胜堂的主管一Secretary、谈判代言人，1869-after 1927)很明白这个道理。他虽然身份卑微却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抓住机会，打击权势正旺的李希龄。1894年在法庭上，他以证人身份揭露李希龄和安良堂的黑帮恶行，使得协胜堂赢得了华人帕克赫斯特的美称(17)。
对领袖而言，强悍是必不可少的人格魅力。协胜堂领袖麦德（Sai Wing Mock，Mock Duck）恰恰具备了这样的特质。20世纪初，他带领协胜堂挑战安良堂的权威，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上闯出一片天地。 如果说安良堂的成功靠的是买通警察，那么些协胜堂的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努力打拼(18)。
那么麦德是如何发迹，又如何成为纽约黑帮老大呢？ 麦德1879年生于旧金山（尽管这个出生缺乏证据），1895年迁入纽约的唐人街(19)。华人中他属于中等身材，身高有5‘6”，体重125磅。麦德相貌英俊，在他的和眉善目和朝气蓬勃的外表里面，藏着一颗勇敢无畏的心。麦德的经历算得上九死一生。新闻界称其为“唐人街的粘土鸽”和“唐人街市长”。据报道，麦德总是腰插两把.45左轮手枪以及一把斧头。他战斗方式很有名。在争斗中， 他会蹲下，闭着眼睛持两把手枪向对手开枪，气宇不凡(20)。
图六，麦德（1879年 – 1941年7月23日）。图片取自Scott D. Seligman, “Tong Wars: 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2016: p.60
事实上，麦德并不是卫理公会的传统盟友，他有各样的黑帮生意，甚至霸占安良堂最赚钱的生意场所。华人黑帮堂会对贩卖鸦片，卖淫和赌博窝点的争夺愈演愈烈，争斗武器从斧头和砍刀升级到手枪和自动武器，甚至包括炸弹。帮会争斗，将美国最大的城市的中国城变成了一个杀戮地带。
1900年，麦徳挑战李希龄，要求他让出一半的非法赌博业务。在李希龄拒绝后的48小时内，麦徳对安良堂发动战争。协胜堂的一个男性成员放火焚烧了李希龄的住宅（1908年），导致家中两名男子死亡。在另一起冲突中，一名安良堂成员被两名协胜堂成员殴打并斩首。宣告两个堂会在唐人街开始公然开战（21， 22）。
战争：战争是兽性和尊严的碰撞。用流血和人命胁迫对方接受不平等的条件，并强制其服从己方意志。
胜者为王赢得到尊重，败者为寇可能会失去所有。当然，即便说失势的一方，也不会轻易放弃地盘，彻底臣服。因此，纽约的中国城帮会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持续近三十年之久，不但造成了华人移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败坏了华人社区的声誉。安良堂曾经掌控曼哈顿唐人街，其势力先后受到协胜堂和龙冈亲义公所的挑战，最终引发成两次大规模堂战。堂战之后，安良堂的势力江河日下，而协胜堂大有一统江湖之势。
第一次堂战是赌博之争。
协胜堂的龙健(Lung Kin）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华人洗衣店工作。通常，他会在周日去纽约的唐人街。不知为何，在1900年8月12日这一天，他却去了披露（Pell) 街9号。在当年《纽约时报》的描述中，这是“一个阴沉灰暗的五层楼建筑物，里面充斥着无数个叫做房间的洞，弥漫着令人厌恶的气味。” 晚上六点左右，大楼内一条狭窄的走廊里发生了骚动。到底有多少人在场已经不得而知，可能是六个，十二个甚至多达18个。媒体 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极其混乱，但共识是在两声枪响之后，人群迅速逃散，留下受到致命伤的龙健，“血液在他身体周围慢慢流淌”。
不久之后，警察在街对面的一所公寓楼的二楼逮捕了嫌疑人，安良堂的龚永中（Gong Wing Chung）。《泰晤士报》如此形容这个杀手：“他面对谋杀指控时，一动不动；被带走时，面露微笑。” 这一事件中，被杀死的一方来自协胜堂。六个星期内，一个名叫阿飞（Ah Fee, 1857-1900）的安良堂成员被报复谋杀，而他恰好在法庭中做证人，证明龚永中不在现场。 从表面上看，这一案件的起因是龚永中将赌博失利归罪于龙健的欺骗，其实其是安良堂策划的屠杀(Mongolian order of the masons)，屠杀名单上有四个协胜堂人，有三人逃过一劫 (23)。
图七，1900年麦德与查尔斯帕克赫斯特牧师结盟，扮演一个“诚实的商人”，并向帕克赫斯特提供安良堂的犯罪的信息，包括在披露和道尔斯(Doyers)街道上的犯罪地址。当局在披露和道尔斯街道上突袭安良堂的鸦片窝点和赌场。麦德顺势占领了有利可图的勿街地盘（真实货币所在地），用以对抗李希龄。图片取自：https://www.pressreader.com/usa/new-york-daily-news/20160717/281844347979387
图八，中国城堂战集中地点图。图片取自：https://data.london.gov.uk/dataset/population-change-1939-2015
1905年4月23日，复活节星期日，协胜堂为了打击安良堂，策动纽约警方对其12个唐人街赌博场所进行了大规模排查。这是到那时为止在纽约警方进行的最大规模的突袭行动 (24)。 同年，协胜堂在道尔斯街的中国剧院实施了另外一起帮派屠杀。中国戏院是纽约唐人街中为数不多的中立地区之一。没有任何警告，协胜堂的打手直接将引爆爆炸物投掷到人群中，白烟和火花从引信中嘶嘶作响，随后协胜堂枪手朝安良堂成员的座位区开枪。当巡警进入剧场时，当场的安良堂全部四个成员被杀死，另外两名无辜者丧生(25)。
麦德是这场杀戮的主要操盘手。协胜堂的嚣张行径招致了警方打击。作为中国剧院的凶杀案的嫌犯，1905年麦德有多半年的时间都被关在监狱里。协胜堂的话事人黄杰为避风头，案发后潜回到中国数年。一时失去了领导者，协胜堂的势力迅速衰落(26)。
这时期，麦德帮会事业不顺利，又接连遭受的情感创伤。1906年麦德迎娶了他的第一位正式的妻子Tai Yow Chin。Tai Yow是一个寡妇，她的华人前夫去世时，留给她一个与其白人前妻生下的混血女儿Hai Qi(1901-?)。虽然是继父继母，麦德和Tai Yow夫妇对这个可爱的养女非常关爱。1907年3月19日, 儿童保护组织（Gerry Society）的两位官员在警察的陪伴下敲开了麦徳的家门。他们接到举报，称麦德六岁的Hai Qi是被劫持白人的孩子，而且受到华人社区的迫害，被打扮成中国人模样，穿中国式衣服并将黄头发染成黑色。麦德夫妇解释不被采信，孩子随后被强行带走。(27)
图九，麦德的妻子Tai Yow Chin。图片取自Scott D. Seligman, “Tong Wars: 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2016: p.145
这事触到了麦德的软肋。尽管他算得上是个硬汉，有两次因谋杀罪入狱的经历，仍扑倒在女儿床上埋头抽泣。为夺回女儿的抚养权，麦德上诉，失败，再上诉，依然无果。基于孩子的长相，法庭不认可Hai Qi是华人后代。背负犯罪记录，麦徳无法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监护人。因此，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他也没能要回女儿(27)。屈辱和绝望淹没了麦徳，他漫无目的地到旧金山和芝加哥等中西部地区赌博，不在乎输赢。事实表明，他靠赌博获利很多。当麦德再次回到纽约时，衬衫上戴着闪耀的钻石钉，口袋里有3万美元（28）。
麦徳再战江湖，回到曼哈顿唐人街（28），他开始复兴协胜堂。没过多久，协胜堂就从安良堂夺取了大部分的披露街的控制权，两个帮派之间的战争回温。这场堂战再持续到1909年，吸引了新闻界的关注和报道。
第二次堂战是女人之争
这场堂战发生在1909年，是刘（Lau)关(Kwan)张(Cheung)赵(Chu）“四兄弟”的龙冈亲义公所对安良堂发动的战争。“排华法案”的实施，引发美国华人社区严重缺乏中国女性，这是这场堂战的起因之一。在唐人街，一个华人妇女会受到成百华人男性的关注。由于华人妇女太少，所以有条件的华人男子通常与同处社会底层的爱尔兰裔或意大利裔妇女结婚。在1900年前后，唐人街有儿童，大多数人是混血儿。
包金（Bow Kum, 1888-1909）出生在中国，在龙冈亲义公所成员Lau Tong的旧金山家中做性奴。被长老会传教士救出之后，她与一名经营洗衣店的安良堂成员Chin Lem结婚，并移居纽约。Lau先试图讨回他的“财产”，但是没有成功。他继而向Chin索要3000美元（相当今天的80,000美元)的赔偿，但是再次遭到拒绝（28）。
两个男人对包金的争夺问题最终上诉到安良堂的首领请求仲裁。安良堂认定：这个女孩是教会救出的，所以Chin不需将妻子归还给Lau，也不需要赔款。 安良堂的这个决定随后导致了包金的死亡。1909年8月15日，21岁的包金在勿街17号的一间公寓被谋杀并肢解。当警察被传唤到现场时，他们发现现场异常血腥，受害人心脏被刺穿两次，一把七英寸长的猎刀戳在尸体旁边的地板上。这是华人帮会为了女人报复与反报复的系列命案之开端。
为了打击安良堂，龙冈亲义公所在1910年和敌人的敌人，也就是协胜堂结成联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本不相干的协胜堂也乐于蹚这摊浑水。那时，李观长（Charlie Boston，原名Lee Quan Jung，1866-1930）执掌安良堂，他率领帮众与另外两个帮会对抗。自此，中国城的几个主要帮会堂口深陷血腥争斗之中(28)。
如果没出人命，华人通常不会求助于警方与法庭，而是内部自行解决。帮会争斗一旦开启，很难停止。为保面子，帮会间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谈判以达成停火。为了结束这场堂战，中国公使和六大公司从中说和，最终促成了和平协议。这份协议充分尊重各帮会的利益和权威性，约定了各方的势力范围。它有如地下法律，在随后一段时间，维护了纽约华人地下世界的和平。各堂在曼哈顿的势力范围逐渐稳定下来，勿街是安良的地盘，披露街是协胜的领地，道尔斯街是公共地段(29)。停火协议后之后总是伴随着和平宣言，焰火和宴会庆祝。帮会花钱玩儿命保面子，如此重复，一轮又一轮，而受伤害最多的还是那些不得不投靠帮会的普通华人移民。
图十，唯一一张包金的照片。她于1909年8月15日在勿街17号被害。图片取自Scott D. Seligman, “Tong Wars: 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2016: p161
第三次堂战是鸦片贸易之争
之前的堂战中，协胜堂利用帕克赫斯特夺下纽约中国城半壁江山。这次他们企图旧技重演，意图借助政府帮助打入利润丰厚的鸦片业务，抢占安良的毒品市场。1911年1月25日，联邦海关人员的卧底查到几个月来有数十万美元的鸦片被偷运到东部几个城市的中国人手中。为了采集证据，官员化装成邋遢的游民去两家商店买毒品。这两家都将荔枝坚果包装的鸦片卖给他们。掌握了确凿证据后，警方实施抓捕。为了拒捕，四名中国人拿出枪，但还没有射击就被制服。警方斩获颇多，收缴了制毒工具以及价值1万美元的鸦片（30）。
自1909年起，进口鸦片是联邦级犯罪。很多证据表明，这个的庞大的贩毒网络在几个城市有警察的默契合作。在李希龄的幕后支持下，李观长领导安良堂控制着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销售鸦片的犯罪网络。Gin Gum(1863-1915)是安良堂的长期承销商。被联邦调查控罪，李观长在勿街安良堂总部前被捕（30）。
安良堂很快弄清楚了是协胜堂的人向海关举报，但是安良堂没有立即报复。1911年12月12日，李观长在联邦监狱被判处18个月监禁及之后的三年监外管理。一周后李观长被送亚特兰大教养所执刑。那是，远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消息传到纽约华埠。曼哈顿中国城移民以广东籍为主，长期受到秘密结社的反清会团影响。当听说革命需要资金帮助时，纽约华人社区在安良堂召集下联合开会。开会当天正是李观长被判刑之日。大家协商由协胜堂，龙冈亲义公所和安良堂每个组织各自捐献1000美元以支持推翻帝制革命。华人帮会协同合作，为中国反帝革命筹集了超过75,000美元现金（30）。
李希龄接受纽约报纸“The Sun”采访时声称他们各帮会间兄弟情谊深厚。他甚至高度赞誉了协胜堂首领麦德的爱国主义精神。李希龄宣布，帮会间仇恨随着大清帝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1912年1月，为庆祝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城天空绽放十万枚烟火，数千人观看。孙中山的画像和中国旗飘扬在唐人街，华人忘记了曾经的摩擦(30)。
然而，短暂的和平持续了没有几天。第三次持续了十年的大堂战继续发酵。1912年1月5日，安良堂的四个人潜入披露街21号突袭协胜堂。安良堂枪手连开二十多枪，当场打死一人，一人受重伤，翌日不治。当时麦德在场，但侥幸没有被击中。随后，一个协胜堂人带警察到安良堂，抓出两个枪手。因为凶杀和赌博的罪名，安良堂和协生堂的李观长与麦德先后被捕入狱。事实上，这场堂战实为纽约鸦片贸易所引发（30）。
华人帮会一面继续地下世界的血腥战争，一面在公开场合表演友情，默契配合。1912年下半年安良堂在曼哈顿举行2000人参加，为期11天的庆祝活动，庆祝价值15万美元的安良堂主馆在勿街42号落成。安良堂不但邀请了协胜堂人员参加这一庆典，而且在1922年7月协胜堂前首领Fong Foo Leung的葬礼上，送去了10尺花圈致敬(31)。对于这种血腥争斗与兄弟情谊的共同存在，美国媒体在报道中表达了困惑不解。
在打打斗斗的几年里，麦德参与了很多次或大或小的冲突，导致几次被捕。1912年，法庭宣判协胜堂堂主麦德因非法经营赌博罪，在Sing Sing监狱处刑两年。1914年麦德被释放后，通过Brooklyn Daily Eagle宣布，立志成为一位可敬的公民。 他洗心革面，移居布鲁克林，摆脱了堂会生活(22)。
与此同时，李希龄在1916年也退出江湖，不再参与堂会争斗。1918年1月10日，曾经生机勃勃的他平静地睡在自己床上，再也没有醒来(32)。前去勿街18号吊唁的人川流不息，其中有帮会成员（协胜堂、龙冈亲义公所和安良堂）、政界人物、商人、洗衣工、普遍市民、白人、华人等等。李希龄的葬礼当天，曼哈顿中国城所有商业店铺关门，上千人走上街头送行。李希龄，虽不被所有人爱戴，却被人们深深地尊敬和景仰。一代枭雄永远告别了纽约中国城！
名誉：名誉是给外人看的面子，是对品行、才干、人格与尊严的评判。带走及带不走的都一如纽约中国城的男人名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图十一，李希龄最初葬于柏树山公墓(Cypress Hills Cemetery)，三个月后移出。按其生前遗愿，由其儿子李锦纶（Frank William Lee)护送回到中国广东。 图片取自：https://www.pinterest.co.uk/pin/359795457724332496/
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按规定，18到25岁的男子义务参军。非公民不需要上战场，但是必须注册。1920年前后，30%的美国华人属于当地出生的公民。在纽约中国城，有超过100多个华人选择为星条旗而战，有更多的人为战事于后方服务（33）。
据记载，安良堂有38个人参战。安良堂首领Lou Fook买了50美金美元的爱国卷。尽管他们中很少的人是美国公民，很多在美的华人商人都购买了爱国债券。1918年4月，勿街华人号召购买爱国卷的游行活动，突显出华裔美国人的爱国精神(33)，纽约报纸The World 对这一活动进行了报道。
1919年4月协胜堂，安良堂和龙冈亲义公所共同组织庆典，欢迎一战凯旋而归的纽约华人。回国的英雄包括在加州萨拉托加(Saratoga) 出生的安良堂的英雄刘星记(Lau Sing Kee, 1896 -1967)。 他赢得了美国的杰出服务十字勋章和紫心勋章以及法国的克鲁瓦德格雷尔(the Croix de Guerre)勋章。刘星记顶着德军的的炮轰和毒气，在一个侦查情报站持续连续战斗了3天。他甚至独自一人坚持了24小时，成功地传送了重要的作战情报。中国城为刘星记和其他英雄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游行和宴会(33)。
图十二，安良堂的英雄刘星记。图片取自：https://www.worldwar1centennial.org/index.php/commemorate/family-ties/stories-of-service/2207-lau-sing-kee.html
图十三，1922年12月1日，警察和联邦官员搜查了协胜堂的总部，搜查出大量吗啡毒品及可提取吗啡的罂粟头，价值数千美元。同时没收大量武器。第三次堂战结束(p221)。图片取自：https://www.gothamcenter.org/blog/scott-seligmans-tong-wars-the-untold-story-of-vice-money-and-murder-in-new-yorks-chinatown
忠诚：忠诚是对抗诱惑的坚守和服从，进而选择如何投入，将自身价值再分配或传承。它关乎情感－一热爱的群体（组织或国家）。忠诚度不可强求。
第四次堂战是安良堂人员投靠协胜堂之争。
挑起战争的是执掌了芝加哥安良堂二十年之久的掌门人Chin Jack Lem(1878-1914)。1924年4月，当安良堂在匹兹堡举行年会时，Chin和帮会的其它13个成员因为资金和安良堂产生纠纷。他不满之下秘密地加入了协胜堂，并且承诺将带领匹兹堡、克里夫兰的安良堂的会员投靠协胜堂。消息走露，原安良堂财务Wong Sing报告警局，称Chin胁迫他签字出卖价值7万美元的堂会财产。之后克里夫兰，匹兹堡和芝加哥的安良堂会都收到恐吓信。尽管內部具有极大有争议，协胜堂还是同意了接受前安良堂人的投靠。这再次挑起了帮会战争，仅在六个月内就导致41人死亡。
两堂从美国各地甚至香港派人参战,而武器升级到自动武器或炸弹，这使得堂战的控制变得异常困难。战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秋天(34)。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这个时期，坦慕尼协会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安良堂的势力。此外，警方加大力度肃清赌场和妓院并逮捕了肇事者，将许多人判刑，其中一些人因谋杀罪而被处决。法官协商停火，甚至连联邦政府官员都介入，为了平息事端，还驱逐了一些中国人(35)。
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它削弱了各堂的经济实力和作战力量。到1931年，全美百分之二十五的美国华人都失业了，许多人为了福利求助堂会。作为一个血肉相连的群体，华人社区选择共同承受贫穷、恐惧和落魄。大萧条沉重的打击了中国城，仅仅1930年超过150家中餐馆被迫关门，25%的华人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纽约市4000多华人丢失了生计。纽约城为穷困人提供救济，但是领取救济的有白人和黑人，但是没有一个华人。华人完全依靠中国城自助。堂口不再打仗，而是团结一致救助穷人(36)。
报界很不解，中国城的帮会像是开玩笑。他们之间的互动会让外界引发猜测。1931年4月27号安良堂和协胜堂同时在旧金山举行全国大会，安良堂在勿街41号，而协胜堂在披露街13号，两边叫号，几千华人拥挤到曼哈顿。似乎战争一触即发，另外界胆战心惊，然而有惊无险(37)！
图十四，全国大会披露衔协胜堂的游行队伍。远处隐约可见安良堂旗帜。图片取自：Scott D. Seligman, “Tong Wars: 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2016: p249
纽约的华人帮派格局也因世界风云变幻而更改。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了。除了养活穷人，堂会还要支持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安良和协胜两个堂口联合起来，为中国抗日捐款，定期聚会。仅纽约华人就成功集资一百万美元支持抗战。他们宣称，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必须支持中国(38)。
1932年，麦德与美国和中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在唐人街的堂战中宣布和平，并退休到布鲁克林，直到1941年7月23日死于结核。葬于柏树山公墓(Cypress Hills Cemetery)，而与他长眠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两任妻子，而是后任妻子(Frances Toy Yuen, 1894-1945)及一个神秘的船员(39，40)。麦德对身后事的安排，为后世留下一个不解的迷。
图十五，麦德的墓碑。图片取自：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5931/mock-duck
罪恶：罪恶是触及了道德及法律的行为。然而犯了罪的人往往替那些没犯罪的，甚至实质担当责任的人担罪。公正与不公直接造成了是非不明。诠释公道的人们需要唤醒内心自检。罪恶的“堂战”加重了美国华人的苦难。
长期的排华的移民政策使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数据显示，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时至1930年，这个比例仍为4∶1（41）。很多华人无法组成家庭、无从繁衍后代。身边没有女人的光棍汉子无家可归，找妓女、赌博和吸食鸦片十分盛行。1900～1927年，在美国被逮捕的华人，有2/3所犯下的是三种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赌博(42)。
华人享受不到法律的公正性，在寻找救济的时候，转而向帮会求助。尽管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堂战，但大多数美籍华人素来是文静而平和的(41)。 光顾唐人街红灯区的也有白人歹徒，就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危险性。恰好被反华分子用来作为限制华人入境的口实。
很多人害怕去中国城。纽约世界（The New York World) 宣称，中国城是纽约市最差的贫民窟、丑陋肮脏、逃犯罪犯的收容所。事实上纽约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罪恶的渊薮，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的暴力黑帮横行，比中国城有过之而无不及。1904年334中国人被捕，2万爱尔兰人，1万3千意大利人，1万2千俄罗斯人，1万1千的德国人都犯罪(42)。
然而新闻对欧洲人的罪恶不感兴趣。中国城的罪恶反而是最严重的。爱尔兰出生的威廉•麦卡杜(William McAdoo, 1853-1930, 在1902-1906年之间任纽约市警察局长，后担任市地方法院院长)甚至不承认存在有组织的意大利罪犯。他说，“黑手党（Mafia）是想像出来的，我从来不相信。”(44)
系统歧视造就了罪恶。《排华法案》的出台早己预示了对华人歧视的合法化，使得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隔离在中国城及罪恶的深渊中，融入美国文化的时间被耽搁了。
友谊、权力、财富、战争、名誉、忠诚、罪恶……人性如山岳般古老。
图十六，今天拥挤的纽约中国城勿街（原安良堂地盘）。图片取自：https://goo.gl/images/HnrxVy
图十七，美丽的雨后纽约中国城披露街（原协胜堂地盘）。图片取自：https://www.flickr.com/photos/vivnsect/7874191038
注释：
2. https://data.london.gov.uk/dataset/population-change-1939-2015
3. Scott D. Seligman, “Tong Wars: The Untold Story of Vice, Money, and Murder in New York’s Chinatown. New York: Viking-Penguin.” 2016: P1-3
4. Seligman, 2016: P4-5
5. Seligman, 2016: P5-7
6. Seligman, 2016: P9-10
7. Seligman, 2016: P11-13
8. Tammany Hall，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Tammany-Hall
9. Seligman, 2016: P14-15
10.Seligman, 2016: P16-26
11. Seligman, 2016: P29
12. Seligman, 2016: P34-35
13.”The People’s Vote: 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 U.S. News & World Report.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8 March 2007. Retrieved 5 May 2014.
14. “Scott Act (1888)”. Harpweek. Retrieved January 16, 2015.
15. Seligman, 2016: P39
16. Seligman, 2016: P149
17. Seligman, 2016: P42-56
18.Seligman, 2016: P51
19. Seligman, 2016: P61
20. http://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15/09/story-sai-wing-mock-mayor-chinatown/
21https://www.findagrave.com/memorial/5931/mock-duck
22. Stephen C Duer , By (author) Allan B Smith，“Cypress Hills Cemetery”。 Publisher Arcadia Publishing (SC)，2010
23.Seligman, 2016: P66
24. Seligman, 2016: P93-125
25. https://infamousnewyork.com/2013/09/01/the-chinese-theater-massacre/
26. Seligman, 2016: P138
27. Seligman, 2016: P144-148
28. Seligman, 2016: P156-170
29. Seligman, 2016: P132
30. Seligman, 2016: P182-202
31. Seligman, 2016: P220
32. Seligman, 2016: P125-126
33. Seligman, 2016: P218
34. Seligman, 2016: P223-233
35. Seligman, 2016: P257-258
36. Seligman, 2016: P243
37. Seligman, 2016: P248-250
38. Seligman, 2016: P252
39. Seligman, 2016: P264-265
40. Brooklyn Death Index: “Mock Sai 62 y July 23, 1941 15191 Kings County
41. 托马斯·索威尔 美国种族简史 中信中版社 2011:p523
42. 托马斯·索威尔 , 2011:p531
43. Seligman, 2016: P120
44. Seligman, 2016: P122
Title: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Americans | The Men’s World in New York City Chinatown
ABSTRACT
Faced with continued prejudic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Americans had developed their own social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corruption in American society had arguably made Chinatown to be a place filled with vices, violence, and bloody battles, which aggravated the plight of the Chinese whose life had deteriorated since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d not seen any improvement until 1921 and after 1931 it finally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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