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欣欣然（Xin Su)
编辑：方强（Qiang Fang)
这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十年，命运变革的十年，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十年。。。
日本侵华战争的风云使美国华人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积极地投身于抗日宣传及反日战争之中。1941年底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后，中美两国紧紧地团结在国际反法西斯的同盟里。满载重负的美国华人挺过恶劣的排华政治环境，终于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实体，赢得尊重和同情。
只要愿意接受，不同人类间是存在着广泛的共同性的。怀着对华人厚重关怀和深切同情的赛珍珠夫妇带领“废除排华法案公民委员会”向各方宣传和游说。他们的不懈努力对美国政府废除长达61年之久的《排华法案》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
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并于1932年3月9日，成立日本傀儡组织，满州国。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力陈对日作战宣战之弊害，决定放弃东三省。
日本侵华战争使美国华人倍感焦虑，特别是那些国内有家庭的人。这时候，美国华人受到了双重打击：日本侵略中国而被国际社会抛弃，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
那么，母国的出路在哪里呢？
美国华人今后的命运何去何从呢？
没人知道。没人能回答，美国华人必须自救！
美国华人在第一时间里控诉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恶行，中文报纸（中西日报, Chung Sai Yat Po）主张中国向日本宣战[1]。中文报纸同时热情地讴歌敢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英雄。东北军将军马占山公然违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浴血奋战，严厉打击了日本军队。美国中文报纸 一 中国期刊 (Chinese Journal) 独家报道了这一事件。一时间，洛阳纸贵，其销售量成倍增长，卖到了10,500份 [2]。
最古老的政治组织致公堂以及纽约中国城最大的组织安良工商会都分别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2]。 原本支持国民党的中华总会馆（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CCBA）和其他传统组织也转向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华总会馆联络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呼吁两党联合抗日[1]，并给美国总统致电要求美国干预日本的侵略行径[3]。
9月24日，中华总会馆召集中国城的所有组织开会，成立了抗日救亡会。救亡会着手推行抵抗日货、游行示威及集资来抗议日本侵华、支援中国[3]。仅三个月，美国华人集资625,000美元，全部捐赠给马占山[3]。
华人手工洗衣协会是代表了劳动阶层的美国华人的左派组织，其中有很多人同情共产党，在反日运动中成长为美国华人反日运动的领导组织。1934年后，该协会充当了进步组织的代言人角色。
“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
———蔡廷锴
当全世界都知道东北不抵抗日本侵略之后，有着寸土不言放弃之决心的抗日将军受到海外华人的爱戴。1932年上海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拒绝了蔣介石的上海撤兵命令，率军在上海英勇地对日抗战数月，致使日军迅速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美国华人再次捐款750,000美元, 其中大部分送给蔡延锴的部队及上海难民救济[2，3]。当蔡将军1934年为支持中国抗战游说到达加州时，受到了华人社区英雄般地欢迎。爱国人士聚集在一起，听蔡将军演讲、并发出阵阵欢呼。六个中国城饭店联合组织了盛大的接待宴会，晚上放烟火晚会，所有的中国城商店灯火辉煌[3]。
与此同时，美国各地的唐人街纷纷成立了抗日协会、救国协会和救国基金储蓄协会等组织。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军队继续向中国的内陆地区侵略渗透，华裔美国人纷纷筹集资金救国，并敦促美国政府和民众支持中国抗战[1]。在这个时期，一些美国华人具有一种新的政治权利观念，请求美国政府和国际联盟介入中国的冲突。
华人手工洗衣协会公开批评美国华人的生活奢侈，并组织讨论中国时政以及成立社交俱乐部（例如Quan Shar)和美国青年进步组织[2]。
有的美国华人早在1920年就已经成立了私人航空学校、俱乐部用以训练年轻的飞行员。日本的侵略也推进了中国的飞行时代的发展。华人手工洗衣协会这时大力推行并支持飞行训练。
张瑞芬（Katherine Cheung)是第一个被美国授予私人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4]。
图一：第一位获得飞行执照的中国女飞行员张瑞芬。恩平航空博物馆、中国北京空军航空博物馆和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都有关于她的展览[5]。2016年她的人生被拍成纪录片（Aviatrix：The Katherine Sui Fun Cheung Story）。
那个年代，中国的飞行学校是不收女学员的。即使在美国，也只有1％的女性可以得到飞行执照。在张瑞芬之前仅有一个美国华人女性欧阳英（Ouyang Ying)学习飞行，无奈壮志未酬身先死，在一次空难中遭不幸，遇难时年仅25岁[5]。
张瑞芬于1904年12月12日生于广东省恩平市。在《排华法案》期间美国限制华工入境，但是商人仍然可以来美。张瑞芬的父亲是一个与美国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所以高中毕业后张瑞芬得以移居到美国，在洛杉矶学习音乐，时年十七岁。
其实，张瑞芬学习飞行完全出于偶然。当她的父亲带她去洛杉矶的迪塞尔（Dycer）机场学开车时，她却萌生了想学驾驶飞机的念头。
敢这样想，也敢这样做。后来结婚、有了两个女儿后的张瑞芬下决心学习飞行。她加入了洛杉矶中国航空学会的航空班接受训练[4]。1932年3月30日，她获得了私人驾驶执照，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飞行执照的中国女性。这一消息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被广泛报道[4] 。
张瑞芬不断努力提高，继续学习，又获得了飞行商业执照[7]、国际飞行执照[8]。1936年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她仍怀有回国的梦想。她认为在基础设施不足的地区发展航空服务以满足运输需求的潜力空间巨大，希望为中国政府工作并教授航空[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瑞芬决定返回中国开办飞行学校[9] 。她在美国的中国社区宣传并筹集7000美元[8]，用于购买Ryan ST-A。但她的表兄弟在测试飞机时遇难[7]。这件事使得张瑞芬的父亲为其安全甚是担忧，让她承诺放弃飞行[8]。虽然又飞了几年，但是伴随着亲人的相继离世，为了照顾唯一的亲人母亲，她在1942年终止了飞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张瑞芬成为美国的飞行教官。战争结束后，她经营一家花店，直到1970年退休。20世纪90年代之前她一直住在唐人街。后来迁居到加利福尼亚州千橡市(Thousand Oaks, California)，直到2003年9月2日去世，享年98岁。现在被安葬在好莱坞山的森林草坪纪念公园[10]。
图二：导演Ed Moy和副导演Kathrine Park有幸釆访了张瑞芬的女儿。三人回顾张瑞芬的一生，心中有很多感慨。张瑞芬克服性别和种族的双重歧视，目标坚定地追求理想，帮助并积极投身于华人社区的各种活动，是美国华人女性的楷模。图片取自https://www.msnbc.com/the-last-word/watch/herstory-amazing-aviatrix-katherine-cheung-605367363855
短片: https://vimeo.com/207580570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中国：1937年七七事变造成华北沦陷，最后中日全面开战。1937年7月26日，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校飞行官陈纳德（Clair Chennault) 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带领美国空军志愿队投身于中国的抗战，协助发展中国空军并训练飞行员[10]。
“七七事变”的爆发致使在美国的华人异常愤怒！
7月7日晚上，所有华人社区开会，成立了救助委员会[5]。在旧金山，左冀团体、国民党和其他的政治团体共同开会协商。在纽约，华人手工洗衣协会和其他左冀组织去中国使馆表达抗日的共同愿望[2,5]。
《中国每日新闻》报道：仅几个小时，我们动员了整个华人社区的所有团体，从上到下的各个阶级的华人团结成一体，反对日本的侵华暴行。
美国华人通过游行和饭碗派对进行集资，这一集资方式创造了神奇，一个至今仍在传诵着的神奇 [2,5]。
1937年8月21日，为了协调救灾活动，中华总会馆（CCBA）召集了来自91个社区组织的100多名代表开会，成立了中国战争救济协会（CWRA），中华总会馆的理事长方文杰当选为主席[3]。
一周之内，仅在旧金山就筹集了30,000美元。最大的个人捐款（15,000美元）来自全国一美元商店负责人Joe Shoong。据说他的数百名员工承诺将一个月的工资捐献支援抗战。其他中国城商家也纷纷效仿[3]。在圣地亚哥，弗雷斯诺，图森，凤凰城和纽约等华人社区也都组建了联合组织筹集资金[1]。
救济会也有强迫措施。比如说，在每次集资时，每个有工作的人有30美元的捐款份额。违者就要面临惩罚或强制措施。不捐款人的姓名和地址要公布出来，甚至在中国城游街[3]。
1937年11月，CWRA发起了第二次筹款活动。300名志愿者和学生举着横幅和标语牌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举行游行。游行口号是“自愿捐款救国”和“军事抵抗到底”。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提出了“种族自由与永远自由”（Racial Freedom and Liberty Forever）这一口号。将反对侵略战争与倡导民主与民权精神相结合。这是华人对自身在美国遭受歧视的抗争[1]。
1938年5月9日，由中华总会馆赞助，来自纽约及其他东岸城市的约12,000名华人从唐人街步行了三个半英里，举行公开示威活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走到一起的。据报道，曼哈顿有1,500家中国洗衣店、餐馆和商店5点钟就关门，以便每个人都可以参加此次活动。游行队伍上方盘旋飞行着6架在罗斯福野战队接受训练的中国战斗机。游行队伍分为十个师，每个师1000人。有浮游物，龙舞，横幅，乐队（播放中国和美国音乐）和数以千计的旗帜[1]。
图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是中华总会馆的官员，他们打着“中国防卫队”的旗帜及蒋介石的巨幅肖像。游行队伍挥舞着标语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战争！”（“War in China—Made in Japan!”）图片取自http://orientallyyours.tumblr.com/post/79959190693/chinese-humiliation-parade-may-10-1938-new-york
图四：百名女性华人托举一面75呎长、55呎宽、超过300磅重的中国国旗游行。人们向旗上扔钱。因为钱太多，中途至少三次因为要倒空钱而中断游行。图片取自[3]，
图五：百名女孩穿着时尚的旗袍游行。纽约时报”报道，观众对此感到惊喜，向游行的队伍扔硬币或钞票，此一项就收取了300美元左右的捐款。图片取自http://orientallyyours.tumblr.com/post/79959190693/chinese-humiliation-parade-may-10-1938-new-york
图六：饭碗游行和派对是筹集抗日资金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据“中国文摘”报道，1938年6月17日，第一届饭碗派对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旧金山有超过20万人参加了派对。先是游行，后来有文娱活动。活动包括时装表演、舞蹈、中西音乐、戏剧表演、模拟空袭和龙舞。当地人穿着中国服装，也模仿乞丐，还有孩子们乘坐漂浮物，举起施舍碗，要求捐款填补“中国饭碗”。因此这项活动被称为“饭碗派对”。第一届活动中在旧金山唐人街共捐得款资55,000美元。1940年2月9-11日举行了第二次活动，三天筹集87,000美元。1941年5月2-5日举行了四天活动，共筹集93,000美元[3]。图片取自：https://www.sfchronicle.com/thetake/article/Chinatown-charity-79-years-ago-SF-s-Rice-Bowl-10883976.php
在日本侵华后的八年里，美国华人共为中国捐赠2千万美元。旧金山的华人表现最为突出，共捐款5百万美元[3]。
各阶层的华人都参与了这场反日抗战运动。其中有新移民，也有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甚至青少年。他们挨家挨户出售战争债券集资。华人医生组织血库，提供医学援助。华人志愿者去红十字会服务，将医疗用品疫苗等物资运输到中国[6]。
此时许多华裔社区以外的美国人对日本在中国的暴行逐渐了解，并感到震惊，进而支持中国。
1937-1938年由美国人为主体的华盛顿联邦（Washington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WCF)发动了一场以西雅图和西海岸地区为中心的抵制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成立于1935年的WCF是一个在民主党下面的由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组成的左翼联盟。他们通过抵制日货，试图消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2]。
1937年7月24，WCF发布周报《周日新闻》，呼吁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售货物[13]。两周后再次发表文章，敦促抵制日本制造的产品，要求日本覆行公约“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中国。”[14,15]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阿柯纳（Alfred Acena）指出，从1937年11月6日起，《周日新闻》定期刊登“抵制日货”的文章，[16]并报导中国和日本的战况。
在接下来的数周，该报文章直指美国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17]一张图表显示，仅在7月份发送到日本的战争物资就高达20万美元。大部分的货物从西海岸的一个主要港口西雅图运出的。在8月21日WCF围绕国际公约和中立法案进行了辩论, 声明立场，表明WCF不在中日战争中寻求中立，而是要求美国与中国结盟。在后来的两个月，《周日新闻》继续讨论遵守国际公约的重要性，要求立即停止送往日本的航运战争物资[12]。
这场有计划却在经济战略上欠思考的抵制日货行动持续了约两年的时间，行动的结果是：在经济上伤害了小店主，最终使当地企业蒙受损失，并没有动摇日本经济。然而抵制运动却唤醒了美国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有了更多的认识[12]。
华裔美国人也抵制日货，并阻止码头上向日本运送废金属和其他军工材料的船舶，抗议美国将军工材料卖给日本，用于制造军工武器杀害中国人。
1938年1月，39个旧金山的水手，拒绝向日本运载一货车的废铁，为此他们丢了工作。几个月之内，从东部纽约到西海岸，美国华人响应他们，有效地阻止了运往日本的部分战争原材料[6]。
1938年12月，由日本三井公司特许的希腊货轮SS Spyros停靠在旧金山，上面装载了8500吨废铁，将运往日本。12月16日，200名华裔志愿者及300名其他族裔的同情志愿者在华人联合会（United Chinese Societies）的带领下前往45号码头阻止货运。他们在现场演讲和并组成纠察队封锁码头。当码头工人去午餐时，人群开始向他们呼喊：“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Longshoremen, be with us! ）“午餐休息后，这些工人只有少数返回工作岗位，很多人加入了纠察队[6]。
图七：中国文摘记者Lim P. Lee的一段报道。中国的纠察线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唐人街的华人为纠察队员和码头工人提供食物，众多新人加入纠察队，最后，纠察队多达5000人！图片取自：https://www.neh.gov/humanities/2007/julyaugust/feature/parades-pickets-and-protests
抗议持续了四天后，12月19日，码头聚集了5000多人。雇主协会（the Waterfront Employers’ Association ）向示威者发出了最后通牒：撤除纠察队，码头工人复工。同时威胁说，如果纠察队拒绝，不仅与日本继续进行贸易往来，而且还会将旧金山和西海岸的整个航运业务与日本捆绑。形势紧急，在国际码头工人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 and Warehousemen’s Union，ILWU）的干预下，各方谈判，希望达成一个“不让华人失望”的友好解决方案。最后达成共识，他们将召集所有劳工、公民和宗教组织开会研究并推动对日本所有货物的禁运[6,1]。
华人成功地引起了人们对出售战争物品问题的关注，并得到了其他美国人的支持与合作。
12月20日，华人联合会宣布示威胜利，撤销了纠察队。大家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举行一英里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经过码头的总部和旧金山市中心，最后回到唐人街[1]。
很快，劳工组织及CWRA等其他组织帮助游说禁止向日本出售武器。
1938年底和1939年初，华裔美国人与其他美国人一起在旧金山，长滩，波特兰和西雅图的码头展示，以宣传日本的战争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 发言者同时敦促美国买家采取行动，不买日本货物，以断绝日本的战争资金。
图八：由于丝绸是日本领先的出口产品之一，因此呼吁停止穿丝袜，呼吁使用丝绸只援助日本。抵制运动使得日本的丝绸出口量从1936年到1938年减少了五分之三。图片取自http://go.galegroup.com/ps/i.do?p=AONE&sw=w&issn=00224529&v=2.1&it=r&id=GALE%7CA132292628&sid=googleScholar&linkaccess=fulltext
图九：WCF在抵制日货方面非常有效。从大量来自日本的材料开始，WCF将抵制缩减为日常生活用品，周曰新闻号召妇女抵制日本丝绸。图片取自http://depts.washington.edu/depress/washington_commonwealth_federation_japanese_boycott.shtml
抵制日货的理念浸透到人们的头脑中, 人们甚至拒绝购买最简单的日本产品, 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和平并与战争罪行做斗争[12]。
1940年在美国出生的华人第一次超过了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数量。很多华人生长在美国，对中国了解不多。战争让整个华人社区团结起来[6]。同时，抗议及抵制日货的活动减少了美国华人的孤立状况，将美国华人与反对日本军事侵略的其他种族同胞密切联系起来。美国华人集会告诉公众日本在中国的暴行。 在纽约市，华人手工厂洗衣联盟在洗衣店铺发放了数千份英语传单，号召美国人民抵制日货[6]。
华人扭转了堂战及内斗负面形象，以积极团结的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的公众视野里，开启了与美国主流社会互动的新时代！
1941年中国台山沦陷，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同盟抗日
中国：1941年3月3日，日军1000余人乘军舰从广海和三夹海口登陆，台山沦陷[18]。 随后日本占领香港，关闭了中国和美国的主要交通要道。在美华人不能再给台山的家中寄钱，很多金山家庭一夜间失去了生活依靠, 不得不变卖首饰和家具维持生活。很多金山男人的妻子被迫当上妓女、变卖孩子[6]。 1941-1945年短短4年间，台山先后经历了五次沦陷。15万台山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或失踪。1941年12月7日，日本舰队突袭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在中国作战的美国空军志愿队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任驻华空军指挥官，指挥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对日作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飞虎队”[11]。
日本偷袭珍珠港，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愤怒。
华人有了一种英雄感、使命感，既要保卫居住地美国，也要拯救地球尽头的中国。是的，美国华人挺身而出了……
二战期间，估计有15,000到20,000的华人当兵，占美国大陆华人人口的20%，而美国人群中当兵人数只有8.6%。纽约市华人服兵役比例更是首屈一指，占据华人人口的40%[2,6]。
一些华人当兵可能是因为服役可以得到美国的公民身份，但也有在美国出生的，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华人，他们当兵就是对出生地的忠诚，除了爱国以外，没有别的原因。
美国华人David Gan说“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高兴和自豪，因为我可以作为一个美国人为美国的国家而战斗。”[6]
遗憾的是，那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时代。非、日裔美国人和白人在部队里是严格隔离的，然而美国华人有一个灰色地带，在有些军队里华人没有和白人军人分隔开来[6]。对于多数白人年轻人来说，二战时期，他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来自其他种族的人，有时迫使华人干最重的活，还时拒绝和华人睡在同一寝室。军服未能完全消除种族歧视[6]。。。
尽管如此，军队给华人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城不能得到的参与社会的机会，提高自我认同。他们感觉到他们不仅是华人，而且是美国人。
时代创造了英雄，美国华人英雄。
1941年12月7日，日本舰队突袭珍珠港的当日，就读夏威夷大学的斯坦利－刘（STANLEY WILFRED LAU）应征入伍，被纳入新组建的“陆军航空兵军校”。培训结业后，他成为一名战斗飞行员。
图十：斯坦利。图片取自http://www.americanairmuseum.com/person/241699
他的飞行生涯始于加利福尼亚州，不久后被转移到非洲/欧洲作为P-38飞行员。在那段时间里，斯坦利执行了50多次作战任务，摧毁了多架敌机。除了作战行动外，他还担任战斗机构司司长、太平洋空军司令部防空计划主任、远东防空行动总监（日本，韩国和冲绳）。他不仅开发了日本防空系统，还培训地面和空中人员[19]。
斯坦利1964年离开军队后回到檀香山，开始了他的第二个职业生涯。担任教育工作者，学校行政人员以及夏威夷州教育部的联邦拨款和应用程序管理员。于1985年退休[19]。
图十一：Gordon Pai’ea Chung-Hoon（夏威夷檀香山，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是美国海军上将，第一位亚裔美国（国旗）军官。他1934年5月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第一位亚裔毕业生。自1944年5月至1945年10月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指挥官、海军十字勋章和银星勋章的获得者。图片取自https://en.m.wikipedia.org/wiki/Gordon_Chung-Hoon
另外一个英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二代华人移民Chung-Hoon。他从1944年5月到1945年10月在驱逐舰号西格斯比(Sigsbee)任指挥官。1945年春天，西格斯比协助击毁20架日本战机。 1945年4月14日，在冲绳的雷达停靠站上，一个飞机冲向西格斯比（Sigsbee），破坏了该船的发动机和转向控制装置。尽管受到了伤害，Chung-Hoon指挥用高射炮持续有效地射击对抗敌方的空中攻击，同时指挥西格斯比号闯入港口[20]。
当残酷的战争降临人世的时候,华人女性毅然勇敢地承担起了社会的重任！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李英（Hazel Ying Lee）成为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美籍华人女飞行员。由于男飞行员人员紧缺，美国开始招募女兵将制造好的飞机从工厂运送到培训基地，码头或其他中转站。李英就是其中之一，她服务于密歇根州罗姆鲁斯陆军基地。
早期，她曾经试图在广州加入中国空军与日本作战。尽管中国需要飞行员，但还是拒绝她加入。当美国和日本宣战后，她途经香港返美，终于入伍投身于抗日战争[6,21]。
图十二：教练评论李英在训练中的表现。李英，1912年出生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市中心百货公司当电梯操作员，这是她唯一可以找的工作，但她喜欢冒险，加入了中国飞行俱乐部学会了飞行，在1933年得到飞行员执照。图片来自https://www.cbsnews.com/news/first-chinese-american-woman-to-fly-for-military-died-in-fiery-crash/
曾撰写有关飞行员工作的Sarah Byrn Rickman说：“一个女性以每小时约400英里的时速几乎每天都飞行，这个工作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这项工作也很危险，因为组装线上刚出厂的飞机会有质量问题。在参加该计划的1,102名女性中，有38人死亡。李英是最后一个。她是从纽约州向蒙大拿州运送一架P-63战斗机着陆时和另一架P-63飞机相撞时遇难。当这个32岁朝气蓬勃的生命从燃烧的飞机上被拉出时飞行夹克还在燃烧，两天后，1944年11月25日，她因治无效不幸逝世[6,21]。
图十三：李英是二战期间献出生命的38名女飞行员之一。性别歧视在军队中突显严重。尽管这些女兵是执行军事任务，但她们不享受军人待遇。这个问题在30多年后，参众两院投票决定让她们有资格获得退伍军人福利。PHOTO COURTESY NATIONAL ARCHIVES
种族歧视随影同行。“一次训练时，李英的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紧急迫降在一个农民的田里。＂据美国空军档案，“农民把她当成了一名日本飞行员捆绑起来。”
李英牺牲后不久，她在美国坦克部队服役的兄弟维克多在法国的一场战斗中遇难。他们的父母很希望将一双儿女并排葬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墓地。当时亚洲人是不能和白人安葬在一起的，经过一场抗争，墓地问题才得到解决[21]。
1943年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美国废除《排华法案》
中国：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945年9月9日，日本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中国战场成功地牵制了超过百万的日军主力，减轻了英美两国的作战压力，最终赢得战事胜利[22]。
1942年11月18日，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来美国治病。逗留期间，曾在美国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威尔斯利大学、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市政厅和洛杉矶好莱坞等处发表了多次正式讲演宣传抗日。1943年她接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邀请，以典雅生动的英文，落落大方的举指，给美国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改变了华人的刻板形像，赢得同情支持和援助[11, 22]。宋美龄访美更加强化了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的联盟，开启了关于排华法案问题的辩论。在5月15号宋美龄和几个关键议员吃晚饭时表示，废除《排华法案》将提升中国人民士气。她对国会废除《排华法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3]。
图十四：1943年罗斯福总统和第一夫人陪伴宋美龄在华盛顿墓前。图片取自[23]。
虽然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同情有所增长，但是美国公众排斥非西欧移民的思想依然是根深蒂固的。针对这种情况，一个由一小群著名的公众人物成立了一个私人委员会“废除排华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或称废除排华和配额移民公民委员会[24]。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利用其影响力说服其他组织、公众、国会废除1882年《排华法案》。该委员会由著名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 和他第二任丈夫、杰出的纽约出版商詹姆斯－沃尔什(Richard Walsh)组织[6]。 尽管该委员会规模相对较小 -不超过240人左右，但是影响力很大[6, 23]。
图十五：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凭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于1932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是“废除排华公民委员会”的关键组织者。最终通过游说，成功地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图片取自https://en.m.wikipedia.org/wiki/Pearl_S._Buck
试图废除《排华法案》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1920年代美国的一些传教士就呼吁停止排华，1930年代, 赛珍珠（Pearl Buck）的文学作品介绍中国农民的苦难在美国民众中造成轰动，“时代”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 (Henry Luce) 率领开展对中国的同情运动。最为关键的是太平洋战争中美中的联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24]。
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利用《排华法䅁》来证明美国的道德伪善，鼓吹日本统治亚洲缪论。另方面中国外交官向美国政府表示，《排华法䅁》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军人的士气，影响作战。而委员会则以道德理由支持公众的游说，坚称美国的平等理念与现实中的对华歧视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废除《排华法䅁》是赢得战争所必须的举措[24]。
该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东部精英及其在该国其他地区的盟友，他们可以发挥其社会和专业职位。例如，商业团体游说国会，认为海关官员对中国人排斥和虐待对美国商业不利。废除《排华法䅁》将有助于战后重建美国与亚洲的经济贸易关系[24]。
委员会于1943年5月25日首次举行会议，敦促更大的团体游说国会寻求支持。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仅七个月，1943年12月17日国会通过了由总统罗斯福签署生效的《马格努森法》（the Magnuson Act ）也被称为1943年的“排华废除法”，终于废除了长达61年之久的《排华法䅁》[25]。
“排华废除法”，是众议员（后来的参议员）马格努森（Warren G. Magnuson）提出的移民立法，它放开了中国移民，并允许已经居住在该国的一些中国移民成为入籍公民。尽管它放宽了美国的种族和国家移民壁垒，但它对中国移民的限制仍然非常严格，每年只允许为105个中国人入境签证。该法规继续禁止华人对财产和企业的所有权。在许多州，美国华人（包括美国公民）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直到1965年《马格努森法案》被完全废除。[26]
图十六：二战期间，华裔美国人及其支持者请求国会废除“排华法案”。这一期的广告刊登在中国出版社。图片取自美国中国历史协会（CHSA）。
罗斯福总统提到，这个立法对赢得战争及促进和平来讲非常重要。中国是我们的同盟，多年以来，中国独自抗击日本侵略，今天我们站到了一起。排华法案的废除将纠正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打消日本的歪曲的政治宣传[3]。
歧视及忠诚的考验
中国：飞虎队成员Harry Lim和其他同伴走在上海外滩时，对面走来一队日本俘虏。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敌人，他们彼此外貌及年龄如此相似！Lim 回忆到，“如果不是军服不同，他们就是我们中的一群男孩子”。此情此景令他们遐想，回国后美国人将如何对待华人呢？[6]
日裔到达美国要比华人晚30年左右，日裔美国人的历史，大体上受到美国对华人的偏见及歧视的影响。
在旧金山地区，亚裔内部的华裔与日裔社区之间的为了经济利益互相争斗，这其实是（旧金山的）一种传统方式，鼓励亚裔内部为了一点小利而相互制约，用来辖制亚裔发展[27]。
20世纪30年代，日渐惨淡的经济和社会前景给第二代华人造成长久的忧虑; 唐人街这个安全的避风港也受到来自日裔美国人和其他人群的竞争威胁。日裔美国人拥有旧金山唐人街主要旅游街道上的大部分古玩店。
日本侵华进一步加重了华裔与日裔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日本的美国精英将其在唐人街的商业成功描述为日本在亚洲取得胜利的延伸，然而华裔商人把竞争对手当作侵略者，敦促白人游客抵制他们[27]。
在西雅图的华人对待日裔美国人非常不友善，当日本侵略中国后这一现象更为严重。人们停止光顾日本商店。为日本老板打工的中国人陆续辞职。美国日裔作家莫妮卡·松妮（Monica Sone）写道，“我害怕经过唐人街。那些中国店主在商店前闲聊，用尖锐的眼光盯着我，喋喋不休地嚼舌头。” [1]
珍珠港事件后，人们对华人的形象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个转变体现在媒体报道。中国人被描述为忠诚的朋友，相反日本人则是邪恶的间谍和破坏者。
民众调查显示(Gallup poll)，中国人是工作努力、诚实、勇敢、有信仰 、聪明，善于行动的民族，然而日本民族就是狡猾, 奸诈、残酷的战争狂人。[6]
大多数在美国的日本人和美国其他族裔一样，是学生、商人、工人或普通职员。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中国杀戮无辜的生命。可是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自然上升到反日情绪。从抗议日本产品到抗议日本文化，进而促进抵制日本文化和商品。[12]
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及抵制日货并不意味着抵制日裔美国人，然而这场反日侵略的运动确实助长了反日情绪。正如十九世记末的反华情绪，这种反日情绪成为歧视日裔美国人的催化剂。
多数忠诚于美国的日裔美国人受到歧视。例如有一位美国妇女嫁给一个在美国居住的日本人，当地的商店拒绝他购买简单的美国产品，如蔬菜和鲜花。再如一名日裔美国儿童因学校的反日情绪而受到袭击，肋骨断裂。[12]
对国家的忠诚度受到严重质疑的日裔美国人跌到人类＂歧视链＂的最底层。
除了夏威夷地区以外，大多数美国华人非常喜欢自己短暂“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状态，对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的践踏只字不提。
为了避免误会，用各种方式澄清自己，“我是华人，不是日本人。”
中国人开始佩戴徽章，将自己和日本人区别开来。一个报刊记者Joseph Chiang就说，为了让事情简单点，他在领口上，别一个徽标，上面写着“华人记者，非日本人。”[6]
有些美国华人携带中国使馆签字的身份证。别上胸针，”我是中国人。” 商店橱窗上也写着同样的标语，避免受到攻击[6]。
那么，美国人是否可以分清日裔和华裔？
图十七，时代周刊杂志还描述了怎样辨别日本人和中国人。[6]
美国白人是不愿意费力将为天皇效忠的日本人和日、华裔美国人区分开来。最终将所有人算做一个大群体。例如一个华人韩玉山（音）在加州Beverly Hills租了一个房子，邻居不断地报告警察，称他给敌人发秘密情报。甚至在军队的美国华人也免不了种族攻击。如一个美国华人妇女在军队服役。她回忆在巴尔的摩一个街道里，有一个白人向他大吼＂日本混蛋，脱下你的军装。”[6]
亚裔的种族特征使得歧视一组人群最终伤害整个亚裔人群。
种族歧视的反弹使民众对日裔美国人的仇恨加剧。随着日本人对珍珠港的袭击，最终导致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被拘留。
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命令。在1942年3月至11月间，有10万多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运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带荒无人烟的各个巨大的拘留营。这一带是“以前没人住过，其后也没人住过的”不毛之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偷袭虽然发生在夏威夷，可那儿的15万日裔美国人却没有被拘留[27, 28]。
日裔美国人被关进了集中营，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被废除。歧视和敌视就这样轮回。
二战期间，总共有30多万名的日裔美国人参战。他们用生命和浴血奋战证明了美籍日本人对美国的忠诚[27]。在长达61年之久的漫长的驱逐及排华环境之中，华人的抗争从未停止过，对国家的贡献从未减少，华人因自强自立而终被认可。
在移居美国的众多族群中，被笼统地视为“黄祸”的华裔、日裔美国人经历了最严重的驱逐及歧视，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用流血和生命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忠诚。
注释：
- K. Scott Wong, Parades, Pickets, and Protests. Chinese Americans on the Home Front. HUMANITIES, July/August 2007 | Volume 28, Number 4. https://www.neh.gov/humanities/2007/julyaugust/feature/parades-pickets-and-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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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22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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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e-power Treaty,” HowStuffWorks.com, 27 February 2008, accessed 20 May 2009, <http://history.howstuffworks.com/asian-history/nine-power-treaty.htm>.
- Albert Anthony Acena, “The Washington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Reform Politics and the Popular Fron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5),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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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索威尔 美国种族简史 中信中版社 2011年
Title: 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Americans | The Sixth Decade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BSTRACT
World War II closely linke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alliance during which China was portrayed as a friend and ally by the public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Chinese American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nti-Japanese propaganda and war. Not only did they survive the harsh domest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exclusion period, but their “popular” role in the war also won respect and sympathy.
With great love and deep sympath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Pearl Buck, among many other notable Americans, formed the “Citizens Committee to Repeal Chinese Exclusion”, whose political leverage was so influential that it successfully persuaded numerous organization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lobby Congress for the repeal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Finally, in 1943, Congress passed a new Immigration Act that ended the sixty-one-year old Chinese excl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