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史记 | 美国华人历史和他们的司法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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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强 （教授，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校区历史系）

研究美国华人历史的学者宋京一最近这样评论美国华人历史：“历史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持有一种敌视的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种族主义也贯穿了整个美国国内史。”1 如果我们对美国华人的历史稍有了解的话，就不难看到宋教授对美国华人在历史上遭受长期歧视的论断确实比较贴切。多年来，经过许多历史学者包括《美华史记》的很多作者对美国华人将近200年历史的描绘，美国华人尤其是他们早中期的经历和遭遇可以说充满着苦难和辛酸。19世纪中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如优生学(eugenics)的影响下，种族歧视可以说是世界通行的货币。美国白人对华人的歧视仅仅是当时很多国家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那时很多欧洲国家不仅歧视黑人，而且还歧视甚至仇视同样是白人的犹太人。北欧和西欧的白人看不起属于或基本属于白人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华人移民学者Erika Lee指出，在美国东岸，意大利人被蔑称为“欧洲的华人”，遭到其他欧洲白人移民的歧视。2 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则被称为“肮脏的白人”，迫使不少爱尔兰人迁移到西部的加州等地。然而，在那里，任何白人都比其他种族受欢迎。3

与“低等”白人相比，早期美国华人的地位就更低了。1848年美墨战争结束后，美国从墨西哥夺取的加州发现了金矿，吸引了大批淘金的民众和移民。当时人口压力严重的中国广东等地的华人为了追求财富和躲避太平天国引起的混乱，也通过各种途径来到美国，构成了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主力。这些华人很多被称为“猪仔”(piglets)，也有被威胁或者欺骗来到美国的。4当时很多来到美国的华人是因为淘金热(1848–1855)，其中一些人在铁路企业找到工作。淘金热后，到1860年代，很多华人参与修筑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根据张纯如的调查，由于修建铁路非常危险，白人一般不愿意冒生命危险，所以大多铁路工人是华人，人数有数千人之多，其中超过1000的华工在修建铁路中身亡。5 然而在1869年，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层领导们在庆祝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在犹他州成功汇合后，占铁路工人90%并且付出重大牺牲和心血的华工却被忽略和依旧受到歧视。直到150年后的2019年，他们曾经的贡献才被追认。6 还有不少华人从事农场和制鞋工作，如1871年加州有50%的制鞋工人是华人。在1882年，加州农场工人的50-72%是华人。7华人还经营白人男子不愿意干的洗衣店，大约25%的华人则从事餐饮工作。无论华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被白人当做奴隶看待。8

华人中的妇女很少，1870年美国华人中妇女所占比例大约是8%，以后逐渐下降。1880年美国华人总数大概10万人左右，妇女仅占4%，约4700多人。直到1910年才又恢复到8%。9 尽管早期华人妇女如阿彩(Ah Toy)和Suey Him等比较成功，10大多数华人妇女因为文化较低，主要从事妓女行业，她们多数被从中国南方各省绑架或者欺骗来美国卖身的。还有一些华人妇女是华商的妻子。由于那时大多华工工资低，无法养活家庭，所以华人妓女在华埠受到欢迎。11为了限制华人妇女来美国，美国国会于1875年通过了佩奇法案，虽然表面上禁止亚洲妓女，但实际上阻止了很多华人妇女移民美国，进一步降低了华人妇女在华人中的比例。12

早期来美国的华人多数是中国南方各省的农民，他们对工资的要求比白人工人低，能够吃苦和干重活，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比白人工人长（每周6天，每天12小时），还要忍受监工的鞭打。当白人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时，公司老板常常用华工来取代白人工人。这样华工就遭到白人工人的敌视和迫害。西部各州很多白人心理存在着一种“恐华症” (Sinophobe)，在这些白人眼里，华人对美国的“自由劳工制度”(free American labor)制度的威胁。此外，他们还认为华人拒绝被美国同化成为良好的基督徒和国民，华埠等同于“国中之国”。华工对妓女的需求也是“恐华症”者非常厌恶的地方。13

从1850年代开始，90%以上华人集聚的加州就开始对华人进行歧视性的打压。如加州地方政府要求华人洗衣店员工、渔民、矿工和小贩提供特别的证明，并对他们征收各种费用、制定特别规章等。地方政府还不允许华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样他们就没有投票权了。华人也没有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本应当公正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也歧视华人，对他们持有偏见。有些恐华症者还要求禁止华人移民美国。1870年后，加州白人的反华情绪愈加严重。洛杉矶和旧金山在1871年和1877年先后爆发反对华人的骚乱时间，反华人士逐渐控制了加州民主党。1875年以后，加州共和党也开始支持白人反华。1876年，加州深具影响的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甚至将反华写入党章。在加州白人的压力下，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在国会提出反华议案，不断强调“蒙古人种（华人）移民带给美国的巨大而不断增加的邪恶(evil)以及他们对美国共和制度和基督教文明造成的威胁”。14 加州以外的地方也时有发生针对华人的种族攻击行为。如1880年10月31日，数百白人暴徒对丹佛(Denver)的华人社区发动袭击，杀害了一名华人洗衣店工人并殴打了其他一些华人。15 笔者2019年曾经去丹佛当年骚乱的地方参观过，那里还有个铜匾记载了那场骚乱。据大急流城州立大学(Grand Rapids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单富良教授说，那时候的很多华人都从事洗衣业，受到白人妇女的欢迎。当白人暴民袭击华人时，不少白人妇女支持华人反对白人暴民。

得利于淘金热和1869年美洲大陆铁路通车带来的移民潮，加州在美国国会中的地位蒸蒸日上，成为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激烈争夺的摇摆州。正如Jean Pfaelzer 所说的，两大党中任何一个控制了加州，就不仅能够控制国会两院，而且还能决定下一任总统。16 正因为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自加州的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于1881年提出要求在20年内禁止华人进入美国。带有强烈种族主义的米勒还强调美国仅仅属于白人，宣称要保持美国纯正的盎格鲁-萨克森文明不受（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玷污。17时任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 Arthur)也歧视华人并从心里支持这个法案，只是因为20年的禁令违反了中美1880年的中美协议才予以否决。但国会1882年通过一个排华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Act)，将禁止华工进入美国的年份减少到10年后，阿瑟总统就签署了。18 加州的排华情绪除了感染了美国政客，还对原本应该公正中立的法官造成影响。1889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也认为华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危害，支持排斥华人。19

“排华法”禁止华工进入美国，但并没有禁止华人商人、教师和学生进入美国。20 其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对华人尤其是华工的打击特别大。此后在美国西部数州都爆发了白人暴民袭击华人聚居区的暴力事件，很多华人被暴民杀害，财务被抢，房屋被烧毁。最严重的针对华人的白人暴民事件有怀俄明州的石泉镇和华盛顿州Tacoma等事件。1885年9月2日，大约100个武装白人暴民袭击了石泉镇居住工作的华人，28民华人被杀害，而旁观的白人妇女和儿童却在嬉笑。21 两个月后的Tacoma也爆发了上千武装白人暴民攻击华人社区的恶性事件。暴民焚烧了华人的房屋并抢夺了他们的财物。这起事件的带头人竟然是Tacoma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华人Lum May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幸免逃脱，但是他失去了很多值钱的物品，他的妻子因为失去家园和财产而发疯。Lum May最后逃到了北面的加拿大。事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要求美国当地政府逮捕Tacoma 的市长。华盛顿州州长也要求议会调查这起事件后，作为少数证人的Lum May却因为没有权利在法院作证只能书写了一份保证书(affidavit)。22

为了进一步限制华人进入美国，1892年“排华法”十年期限到期后，美国国会再次通过“吉尔里法”(Geary Act)，延长了“排华法”。1905年美国最高法院的United States v. Ju Toy一案中，法院判决禁止华人入境，即使华人声称是美国公民或持有合法证件也不能因为被禁止入境而上诉法院。更有甚者，190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遣返法”(Expatriation Act)，迫使所有妇女婚后采纳丈夫的国籍。这就意味着身为美国公民的华人妇女如果嫁给了一个中国公民，将会自动失去美国籍。23

1891年，为了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国会设置了移民局(Bureau of Immigration)并在1900年赋予其全权处理华人移民的权力。当时的移民局局长是爱尔兰后裔Terrence V. Powderly，他在1880年代曾经是劳工骑士组织的领导，所以特别仇视华人移民，并严格执行“排华法”。华人只需要有任何疾病的迹象或有在美国工作的嫌疑（手上带有老茧等）将被立即驱逐和遣返。移民官员可以随意讯问和拘押华人。虽然那些被遣返的华人允许上诉到联邦政府，但其程序非常复杂和迟滞，而且成功率相当低。24

Erika Lee认为“排华法”不仅彻底改变了在美华人社区和华人的生活，而且还永远改变了美国与移民的总体关系。这是因为“排华法”引进了一个“看门”(gatekeeping)的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和文化，从而改变了美国人对种族、移民乃至美国作为移民国家身份的看法。“排华法”后，美国逐步制定针对其他族裔如印度和日本移民的歧视性法律，将墨西哥移民看成与亚洲移民和黑人一样属于低级种族，不能被同化，只能干低级的农活。“排华法”要求华工必须随身携带带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件，否则被抓的话将被遣返。1909年后，其他华人也被要求携带证件。而其他族裔在1928年后才需要持有合法居留证件。25 1920年代，美国政府将对华人的歧视扩大到其他很多亚洲族裔。如1915年，当出生于夏威夷并在斯坦福大学拿到大学学位的日裔Tacao Ozawa申请美国国籍时，却被拒绝。他的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但直到1922年最高法院才作出决定拒绝了他的入籍要求，法官认为虽然Tacao Ozawa各方面都超出美国公民的条件，但他不是白人，所以不能成为美国公民。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除了菲律宾人以外的所有东亚移民成为美国公民，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是白人。261934年，菲律宾人也被拒绝移民美国。27

对于美国政府严酷歧视和打击华人移民的行为，中国政府和华人都进行了抗争。中国第一位法律博士和驻美公使伍廷芳在1897年访美时就严厉批评了“排华法”。清政府首要大臣李鸿章曾经抱怨美国华人的地位比黑人还要低。他质问美国官员，为何清政府有义务保护在华的美国公民，而美国政府却不用保护在美华人？28 美国政府对华人的严苛政策激起华人主要来源地的广东、福建、香港和上海等地商会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在1905年5月响应上海商会的号召要求发动全国性的抵制美货和美国公司的运动。抵制运动自7月开始持续了一年之久，并得到海外华人的大力支持。最后因为美国施压清政府、运动要求过高（如废除所有排华法）、华人内部发生分歧以及缺乏统一指挥等而失败。29 如果说抵制美货运动主要发生在中国，那么身在美国的华人也通过其他方式来抗议美国政府和公司的各种排华的歧视性法规和行为。如早在1867年，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濒临破产而无法发放华工工资后，多达2000名华工进行了“礼貌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但在公司威胁停发工资和食物后失败。30

美国华人针对美国排华政策和法案的抗争中最具智慧和勇气的当属华人的司法抗争。宋京一赞扬了华人在“排华法”出台后通过司法途径争取种族的平等和权利。更重要的是，华人还用继续参与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证明自己属于美国社会的的一份子。31 如果我们对美国法律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美国建国时的先贤们采纳了西欧启蒙运动学者如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尤其是法国的孟德斯鸠有关三权分立的学说，将司法权与行政和立法权并列为三个联邦权力机构。孟德斯鸠告诫道：只要这三个权力机构中任何两个被一个机构控制，那么人民的自由(liberty)就不存在了。而现在很多专制政体中则是三个权力机构都被一个行政机构所控制。32 最初，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力远没有另外两个联邦权力机构如国会和总统大。但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绍尔(John Marshall)的长期不懈努力和抗争下，最高法院才获得了与行政和立法机关相同的权力。33 一些早期的美国华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就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的政体为个人和族裔的权利进行司法抗争。

早期华人诉讼的著名而成功的案例有Tape v. Jennie Hurley，益和屋诉霍普金斯(Yick Wo v. Hopkins)和美国诉黄金德(United States v. Wong King Ark)。比如1884年，赵洽(Joseph Tape)是一位为旧金山中国领馆从事翻译工作的华人。他的妻子玛丽(Mary)是一位摄影师和艺术家。他们的女儿梅蜜(Mamie)被当地一所白人学校(Spring Valley)以梅蜜“肮脏和有坏习惯”以及她可能导致白人同学“道德和智力的倒退”等理由而拒之门外。在当时加州严重的歧视华人的环境下，旧金山学区的一个校董甚至扬言他宁可进监狱也不愿让中国学生进入白人学校。气愤的赵氏夫妻于是将学校校长简妮-赫丽(Jennie Hurley)告到法院。此案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支持赵氏夫妻，要求学校允许梅蜜入学。但是旧金山学区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华人学校来规避法院的判决。34

同年，旧金山华人洗衣店工人李益和(Lee Yick)到法院控告当地的警长彼得·霍普金斯(Peter Hopkins)。原因是1880年旧金山市府为了打击当地的华人洗衣业，出台几个法律对华人洗衣业进行专门的限制，其中一条不允许在木质屋顶晾衣服，而华人洗衣店大多数都是这种木屋结构。李益和和其他150名洗衣店工作的华人因为违法这条法律被警察关进了监狱。李益和联合Lee Wo在其他华人的支持下决定将旧金山警长告到加州巡回法院。但歧视华人严重的加州法院判决警长胜诉。李益和和其他华人决定上告到最高法院。1886年5月，最高法院判决旧金山法律构成对华人的歧视，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不久胜诉的李益和与其他华人就出狱并得到了经营洗衣店的许可证。35

华人诉讼案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美国政府诉黄金德案件。1895年，当旧金山出生的华人黄金德回中国探望亲戚返回美国时，被美国海关禁止入境。于是黄金德就诉诸法律，1896年1月3日，地方法官宣布黄金德获胜，并明确其为美国公民。然而，美国政府不满意裁决，打出了史上著名的“美国诉黄金德案”。尽管当时的美国国会禁止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在1898年3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根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支持黄金德的诉讼。他们认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用“清晰的语言和明确的意图规定无论儿童属于什么种族和肤色，只要他们出生在美国领土，那么这些儿童就是美国公民”，而且国会无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美国政府诉黄金德案例在以后的100多年中经常被用来捍卫在美国出生孩童的公民权。36以上这些著名案例都发生在排华法案通过以后，这说明即使在华人遭到歧视最严重的加州，一些华人为了保护个人和族群的利益，能够机智并巧妙地利用美国的司法武器进行合理、合情与合法的抗争。

《美华史记》的作者都是历史爱好者，他们有着优美的文笔和对历史写作的爱好。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们都有一颗关爱美国华人群体的热心。他们努力将华人100多年来在美国遭受的迫害和歧视以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抗争和获得的成就记录下来，让华人的后裔和新移民都能够清晰地了解华人在美国历史上的经历。联想到近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亚洲仇恨” (Asian Hate)事件，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并非因为1943年“排华法”的废除和1965年新移民法的出现而消亡。这是因为只要有人类社会，人类的某些历史现象就会注定有反复，这包括好的历史和不良的历史。作为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遭到排斥的族裔，美国华人对自己历史的了解不仅有助于他们深切体会到他们目前所具有的各种权利很多都是先辈抗争来的，而且还有助于华人凝聚在共同的历史之下，而这些正是《美华史记》的作者和他们的文章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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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阿彩是第一个华人妓女, Suey Him也是一个成功妓院老板，她的妓院曾有50个妓女。See Iris Chang, 2003,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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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rika Lee, 2002, P37.
  13. Iris Chang, 2003, P66-7, 100; Michale Hunt, 1983, P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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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Jean Pfaelzer, 2007, P5.
  17. Iris Chang, 2003, P132.
  18. Erika Lee, 2004, P30; also see Michael Hunt, 1983, P95.
  19. Ibid: 39.
  20. Iris Chang, 2003, P141.
  21. Michael Hunt, 1983, P81.
  22. Jean Pfaelzer, 2007: xviii.
  23. Iris Chang, 2003, P141, 195.
  24. Michael Hunt, 1983, P227-29.
  25. Erika Lee, 2002, P37-54.
  26. Jay Caspian Kang, The Enduring Importance of the 1965 Immigration Ac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21.
  27. Erika Lee, 2002, P52.
  28. Michael Hunt, 1983, P75-77.
  29. Michael Hunt, 1983, P235-43.
  30. Iris Chang, 2003, P67.
  31. Jingyi Song, 2022,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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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3rd edi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P86.
  34. Iris Chang, 2003, P176-77.
  35. Lawrence M. Friedman,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492.
  36. Birthright Citizenship: Is it the Right Policy for America?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Border Security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Hundred Fourteenth Congress, April 29, 2015, Serial No. 114-2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05, P76; Iris Chang, 2003, P1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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